华夏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黄剑辉
踏着2014年马年春天的轻快脚步，伴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号角，在中国未来必将长期直面“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竞争格局之际，马年春节期间，我的好朋友姚余栋先生的大作《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顺利完成、“奔腾”而至。姚余栋先生在发给我的邮件中写道“历时四年的多个假期，特别是春节，我终于完成了《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书稿”。读毕全书，在惊叹、叫绝之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此书的诞生过程印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第二个感受是此书倡导的运用“梅花与牡丹精神”代表“全球化时代的中华美”、“为美丽中国造就美丽中国人，为人类社会灌注时代精神”，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在重塑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无可估量的划时代意义，其未来在国内外的影响必将印证“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文化象征寓意的运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中常常采用各种手法，如隐喻、象形、谐音等，表达人们生活和思想中某种特定的象征或寓意，进而表达人们的以及民族的理想、祝愿、向往和追求。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花卉的文化象征意义更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爱花的民族，尤其钟爱梅花和牡丹，并将梅花和牡丹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优秀品格。
梅花在寒冬依然绽放，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不畏艰难的可贵精神品质。我国古代就多有诗人咏诗颂梅，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也被认为是最有气节和傲骨的花种，虽然其生长环境恶劣，但依然坚强、快乐地绽放，表现了一种开拓进取，迎接希望的无畏精神与乐观性格。
“竞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而且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长期以来人们既将牡丹作为富贵吉祥、繁荣兴旺的象征，也用其代表劲骨刚心、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同时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牡丹也是美的化身，纯洁与爱情的象征，并引发人们诸多联想，派生出了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化象征意义，形成牡丹文化的基本内涵。
回望具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历史，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两个朝代，每当想到中国的荣耀与复兴，人们必会提及汉唐，而汉代的主流文化呈现的“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体现的正是“梅花精神”，唐代的“开放包容”则体现了“牡丹精神”。汉朝立国之初，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但它却奇迹般地实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复兴，汉朝的创业史很完整地演绎了一遍组织文化的发展规律，并从根本上思考、设计、再造和创新了其管理流程。唐朝的国家组织在继承隋朝的基础上，以《周礼》为蓝本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构建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并开创了“科举制度”，弘扬以创造力为特征的“歌手文化”，加上思想、文化和经济全面开放，成就了无与伦比的大唐盛世。
2014年春节期间，我拜读了2013年8月出版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朝代更迭中的管理变革》（成君忆着）一书，该书运用管理学的研究框架，对中国自炎帝、黄帝至明清两朝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分析，梳理得出了中国近5000年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存亡的奥秘就存在于各个国家政权的组织文化之中，构建了“关注内部整合——关注外部动态”、“组织的灵活性——组织的稳定性”两个纬度，并相应划分为“强调创造力的歌手文化（强调个人的努力，能够灵活地应对外部的变化）”、“强调凝聚力的部落文化（在乎对组织成员的关心程度，注重灵活的内部管理）”、“强调控制力的宫殿文化”（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内部运营系统的维持）、“强调竞争力的军营文化（在稳定和控制的前提下，强调对外部的竞争）”，从汉唐等朝代的兴衰经验教训看，只有强大、健康的组织文化，才能构建优质的管理制度进而实现经济社会蓬勃发展和国泰民安。
审视当代的中国，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上升至全球第二位，硬实力及综合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但是理性、客观地看，我们还没有实现中华文化新的复兴，在国外目前仍然主要依靠“孔子学院”作为文化符号，总体上呈现为只有经济硬实力而缺乏现代文化软实力的“土豪”形象。
展望未来的中国，2013年11月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14年，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之年，我深信《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一书通篇弘扬的“梅花与牡丹精神”，可为构建中国“文化复兴软实力+经济发展硬实力”相结合的双轮驱动复兴模式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并对2049年中国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国梦”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