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来，觉得既惊讶又好笑，同时还充满了对那时的我的感激。我至今不能完全明白，何以当时我小小年纪就在选择人生方向的问题上表现出那样惊人的清醒和果断？看来有许多事情不能仅凭理智权衡利弊，有时候顺从自身的愿望和要求恰恰是成功的最佳方式。
汉朝有个很有名的文吏班超，忽一日掷笔感叹道：“大丈夫当立功西域，安能久事文墨间！”为此，他不当文吏了，去了新疆，成了建立不朽功业的历史人物。他顺从了自身的要求，投笔从戎，成为传世佳话。
而我呢？我当然不是班超，但我有两点和他一样：一是我也去了新疆；二是我也顺从了自己的要求。只是我的要求与班超恰好相反，他是投笔从戎，我是弃武从文。
我的少年时代大致正是读初中的时候，我对学习心不在焉，完全不开窍，而且我讨厌上课，尤恨数理化。肉食动物小时候喜欢追逐捕打，实际上是练习未来觅食捕猎的技能。我小时候的状态有些类似这种动物，成天追逐打闹，根本在课堂里坐不住。结果，在学习成绩经常补考的同时，我在运动的某些项目上找到了感觉，建立了自信。我那时反应灵敏、动作协调，爱踢足球、爱摔跤，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少年游戏都玩得不错，反正一般球类项目我都能对付，无师自通。但是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奇怪的是我从没有留过级。由于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业不佳，我父亲领我到新华书店，他看中的一本书名为《给留级生说的话》。我说：“我没留过级呀！”“但是你快了。”他说。结果，打开一看，竟是一本小诗集，是一位苏联诗人写的，里面画了不少插图，很好玩。我至今记得一些话，大意为，一年飞快地过去了，这一年当中，农民收获了粮食，工人生产了钢铁，等等等等，连大马都生了小马，留级生，你做了什么？就这样，我父亲为我买下了这本书，这本诗集。诗集里有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调皮俄罗斯少年，他正羞愧地低下头。但是父亲没有料到，正是这本诗集把我引向了更远的道路。
我的学习成绩依然未见起色，但是我的乒乓球技术却日益崭露头角，而且在十四岁时迅速入选自治区专业队，原定去青岛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后因比赛取消，在北京训练了一段时间。当时邓亚萍还远远未能出生，所以当时我肯定比邓亚萍打得好。邓亚萍的父亲当时大约十五岁，是河南队的小邓，那段时间在北京体育馆天天和我一起练球。直到许多年以后，邓亚萍成了世界冠军，我从一篇介绍文字中才忽然想起，当初河南队的十五岁少年小邓，肯定就是邓亚萍的父亲了，因为无论从长相、身材到动作，邓亚萍都和“小邓”如出一辙。
这是一番闲话。实际上，我们队离开北京后就去了南京冬训，直到第二年观摹了第26届世乒赛。这么漫长的时间离家远行，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的确不堪忍受。我太想家了，开始写诗，抒发思念之情，记得有两句诗是说“江上传来江轮的长鸣，那是母亲呼唤儿子的声音”。尤其是南京的冬天，太阴冷了，没有取暖设备，我们几个小运动员到处拾捡小木块，在屋子里燃火取暖。
有一次运动队去一家医院例行体检，轮到我，医生把听诊器一放在我胸上我就哭了。医生很惊讶，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家”。他问我家在哪儿？我说在新疆。后来那个医生对我非常好，他把自己家指给我，让我以后只要想家了就到他家来玩。当然我一次也没去过。
可以说是由于“想家”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丰富了我的感情积累，激发了我的表述欲望。
跨了三个年度而实际上只有一年多时间的运动生涯终于结束，回到新疆后，我要求退役，希望还能回到母校继续读初中二年级。这个愿望当时是那么强烈，经过父亲出面，终于实现了。
我开始有些珍惜学习的机会了，但只是偏重文科，对数理化，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当运动员时，云游四方，比一般中学生见多识广，训练虽然艰苦，但也练就了一副好身板，那是一段英姿飒爽的日子。那一年多的运动员生活，对我一生影响至关重要，它不仅使我爱上了文学，还培养了我许多方面的素质，这是我要终生感念的。
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学爱好和专业创作中，运动训练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我的文学活动中，这个秘密是没当过运动员的作家所不可能知道的。这其中包括：持之以恒的坚韧的文学基本功训练，乐此不疲，而不去贪恋一时比赛的输赢。因为运动员知道，只有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才能保证你达到更高水准。在这些规律面前，文学也一样。其二，有着较好的心理承受力和自信心。这一点是运动员必须具备的天赋，胜败是常事，冠军是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获得的。对于一个作家也一样，在漫长的写作岁月中会有各式各样的浪潮、口号、引人注目的成功者，面对这些，不使自己慌乱乃至绝望，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其三，文学是受地域文化限制较小的行当。有许多行业是需要地域条件的，没有相应的高水准地域，天才也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尤其是运动项目，过了那个年龄就再也不可能了。而文学相对受这些条件限制小一些，因而为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可能性。
这第三条是我在十五岁时就领悟的，因此我弃武从文，许定了当作家的主意。人生就是这样，下苦功，在少年，人的一生往往是少年时代确立其方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