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知行知止惟贤者，能屈能伸是丈夫。”人生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处于困境中要忍辱负重，适时地弯腰，这是智者的选择，也是成大事者必有的度量。人生于世，能屈能伸才能不断地前进。那么，怎样才是能屈能伸呢？
简单来说，能骂即骂叫做“能伸”；该赔不是就赔不是，便是“能屈”。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当自身实力不济时，应该慢慢地积蓄力量，为日后成就伟业打下基础。
忍辱，方能负重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忍辱负重看做能担当大任的美德。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难免会发生碰撞，尤其在深似海的官场中，争斗在所难免。置身于矛盾的环境中，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纵观古今成功人士，无不是靠“忍”而成就事业的。
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忍。曾国藩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屈辱。正是依靠这种忍让，曾国藩才最终修成了官道上的正果。
24岁那年，曾国藩到长沙读书，当时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窗前，有个叫展大宽的同学来了，因为来得晚，只好将书桌安排在墙角。
有一天，展大宽突然冲着曾国藩吼到：“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进来的，你凭什么遮挡别人？”曾国藩听了，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地把桌子挪开了。
然而，展大宽仍不满意。第二天，他趁曾国藩不在的时候，把自己的书桌挪到窗前，而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去了。
曾国藩依然没有争辩，此后他就一直在墙角的位置读书。后来，曾国藩考中了举人。展大宽很不服气，便跑来寻衅，说：“你读书的位置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给夺去了。”
这时，旁边的同门看不过去了，为曾国藩抱不平，便对展大宽说：“书桌的位置不是你自己要换过来的吗？”
展大宽无理取闹地说：“所以，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
那个同门说：“那你赶快搬回墙角吧，明年准能中举。”
同窗们听了，哄堂大笑，展大宽一脸狼狈。曾国藩在一旁和颜悦色，始终不发一言。
成大事者应该有广阔的胸襟，能忍受屈辱。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秘诀在于一个“忍”字，俗话说“百忍成金”。
在官场上，也少不了遭受屈辱，对此，曾国藩这样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话是曾国藩生平咬牙立志的秘诀。自曾国藩出道以来，受了不少屈辱。
在庚戌、辛亥年间，曾国藩被京城的权贵们唾骂；在癸丑、甲寅年间，他被长沙的权贵唾骂；在乙卯、丙辰年间，他又被江西人唾骂。之后，他又在岳州、靖江、湖口三次打败仗，这都是打脱牙的时候，曾国藩没有冲动，而是和着鲜血把牙齿往肚里咽。
对于这些屈辱，曾国藩就一个字——忍。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有一天，绿营兵与湘兵哄闹，至黑夜闯入他的行台。曾国藩亲自告知巡抚，可是巡抚视若无睹，根本不理会曾国藩。
曾国藩只好于第二日将兵营迁至城外，以避绿营乱兵。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堂堂朝廷大臣还要退让，并忍受侮辱？曾国藩叹道：“大敌当前我怎能为个人利益而泄愤呢？”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中总有不顺心意的事情。想要生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就要学会“忍辱负重”之术。有道是，“该忍而不忍则易折”。“忍”还是做官避祸的好办法。
曾国藩说“傲为凶德”，特别是文人，大多为自傲之士，做官多讲气节，由于过分强调，以至流于傲慢而不自觉，每当遇到屈辱就不敢忍耐。由于过于骄傲，造成君臣不和，朝廷纷乱，必为祸害。由于不懂忍耐，造成同僚之间产生矛盾，彼此相斗相争，冲突不断。
读书之人一定要戒傲，并学会忍耐与忍让。曾国藩经常检讨自己，尤其是在忍耐方面，他总认为自己“忍”得不够，说自己有三大过错：平日不取信、不尊敬别人，相对傲慢太甚，这是一；平时一句话不对劲，就怨恨无礼，这是二；抵触分歧之后，别人恢复平静，他却反而悍然不近人情，这是三。由此三点，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个人“忍术”要求严格，对自己的心态修养非常注重。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在这一时期，曾国藩进行了最深刻的反思，其中对“忍经”琢磨得最多。他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一时期的反思，为他的再次复出和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
“忍”功是天下修养第一功，能忍的人才能担负大任，不能忍辱就难以担负重任。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导致面临危险境地的事例实在太多了。无论你位有多高、权有多大，都必须学会忍让，切不可因一时之怒气而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
经历挫折，才能进步
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斥着挫折的一生，尤其是在与太平军较量的过程中，失败的次数实在太多了。他的军事生涯中有四次惨败的经历，面对这些失败，他都依靠顽强的意志挺了过来，并振作精神，转败为胜。
由于经历了无数的困难，曾国藩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何人，要想做成一番事业，就得经受磨难。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体会：“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而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物，必须具备与困难作斗争的意志。
回到长沙，曾国藩再次埋头募兵练兵，陆续增加水陆两师2万多人，修造舟船，配备炮械。咸丰四年六月中旬，曾国藩再次指挥水陆两师北上。
七月，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数次反攻，皆大败而去。
曾国藩得了战报，心中得意。七月中旬，曾国藩决定亲自出征，联合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出队攻打白螺矶。
没想到的是，曾国藩刚一出马就中计了。太平军采取诱敌深入之计，将陈辉龙部包围住了，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往救援，结果这四员大将全部战死。
在这一场对抗中，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
别人领兵出战，始终频频告捷，曾国藩一上阵便损兵折将，而且损失空前惨重。这样的结果让曾国藩沉痛万分。
无奈身在战场，曾国藩只能打起精神，再次出击。他命水师精兵两万余人进击鄱阳湖，准备绕开九江的坚固封锁。令曾国藩没想到的是，鄱阳湖口的障碍很轻易地就被清除了。
湘军水师正高兴，忽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顿时将湘军水师斩为两段，进入湖里的水师就此断了归路。
当夜，太平军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之中，彭、李二人心惊胆战，结果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只得败走，一路奔逃又屡屡遭到太平军的袭击，差点送了性命。
外边一半水师被击败，而湖内的另一半水师又被围困，始终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
没过多久，太平军便开始对湖内的水师出手了。太平军分两路进攻，只用100多条小船突击湘军水师。这100多条小船上尽是火弹喷筒。
在半夜三更、星月无光之时，太平军的100多条小船火弹喷筒齐发，一时之间，火光四起，曾国藩麾下的战船纷纷起火燃烧。
混乱之中，曾国藩再次败逃，投奔到罗泽南的大营。他旗舰上的管驾官、监印典吏、两名把总及无数卫士被杀，水师全溃，将士四处奔逃。湘军的文卷册牍、粮台银两，尽落太平军之手，这一战湘军水师100多号战船被烧得精光。
曾国藩在罗泽南的营里目睹水师覆灭，痛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被罗泽南竭力拉住。自杀未遂的曾国藩黯然退到南昌，受尽冷嘲热讽和奚落。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让曾国藩灰心丧气，乃至蓬头垢面，不饮不食，甚至写下了遗嘱。但是，每次跳出自杀的心理纠结后，他都能够重振旗鼓。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被历史上许多成功者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会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成功的品质。
经历挫折，才能进步。失败与挫折给人带来的是磨炼和教训。一个杰出的人能够从失败与挫折中吸取教训。曾国藩正是屡经失败与挫折的磨砺才成就一番伟业的。
在给自己的学生黎庶昌的信中，曾国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古奇人杰士皆磨砺中来，艰巨杂役，磨砺也；米盐繁琐，亦磨砺也。”同治三年，曾国藩对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一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炼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是每个人对于失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的人把失败看做一种考验，把它当做到达成功的必经之路；而有的人认为失败是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从此再无光明。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能够从挫折中看到希望，并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失败、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
曾国藩认为，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同时，他还提倡自强，认为自强是大丈夫立世所必不可缺的。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有言：“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这里的“明强”指的是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
明强主要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能力的问题，简而言之，明强就是指“强而不露”，即含才不露、不显身手。自古以来，豪杰之士在世多有，能力超群者也灿若繁星，然而，这些人物常常“难经风浪”，最终导致失败。
对此，曾国藩有言论说：“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接着，他还举出例子：“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
在曾国藩看来，这些人之所以“不保其终”就是因为不善于“明强”之道。所以，曾国藩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他表示：“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
很明显，曾国藩主张通过自修自省而达到自强，不主张争锋斗胜而逞强。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解很多，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时，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攻破天京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日（1862年），曾国荃进占巢县、含山，接着攻占和州。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第二天又夺得大胜关、三汊河，第三天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接着，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曾国荃带领部队进驻雨花台。
对于曾国荃这次迅速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曾国藩忧惧是因为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7万人，屯守8年，但最后落得溃败，而曾国荃仅有2万人。
另外，曾国藩本来想兵分四路，分别由曾国荃、鲍超、多隆阿、李续宜为统领，攻取金陵。可是，现在在其余三路没有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曾国荃就贸然进军了。
曾国藩闻讯后，于五月初七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
第二天，曾国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
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曾国荃部2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如果上海的李秀成迅速班师，就可能一举将曾国荃部歼灭。好在李秀成拖延了三个月才进兵，加上李秀成部兵员10万之众，军粮、军衣严重不足，不得不撤兵，曾国荃才得以死里逃生。
明强者应该知道审时度势，不会贪功冒进。对于这次事情，曾国藩对曾国荃说：“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在曾国藩的眼中，自立自强之道不独为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表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因此，在曾国藩的自强之道中，便有了圆融有道、刚柔互济的“明强”思想。“明强”二字，缺一不可。有“明”无“强”，只有空话，没有成就；有“强”无“明”，有力无用，易有波折。“明”且要“强”，徐图自强，则能事有所成，这才是不易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