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他们对我比较友善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也对他们主动示好。我会和他们天南地北地瞎聊，而其他囚犯都比较沉闷……他们讨厌这些囚犯。就像是……这个人找到一份工作，政府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你要恨他们？我对这些警卫就丝毫没有憎恶心理。
AG：所以你主动示好，而其他囚犯没有。
雅克解释在白天的时候，他会和警卫聊天，甚至一起大笑。
AG：其他囚犯没有这么做的？还是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做？
JS：不，不，根本没有。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关键。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我的原因。
AG：明白了，并不是仅仅因为你干活很出力，而是因为虽然奥马尔（Omar）干活也很出力，但他没和他们聊过天。
JF：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警卫所做的工作是他们被要求如此的，所以你觉得没理由憎恨他们，那只是他们的分内工作而已。但是，有的时候警卫们往往很粗暴残忍，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残忍的。
JS：有的时候他们的确很残忍，无所不用其极！
JF：当你看到那一幕时，你会做什么？
JS：我能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是觉得这个人真是个蠢蛋。
JF：我明白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我的意思是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当你看到他们如此残忍，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必如此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JS：有时我看到他们对女性很粗暴……
AG：怎么个粗暴法？
JS：他们……会打女性……
AG：用棍子吗？
JS：是的，类似的东西。
AG：逼迫她们使劲干活？
JS：是的，我不知道，有时我会出面阻止……那些女性都来自衣食无忧的家庭，根本没干过苦力，比如教授的女儿。她们怎么会知道铁铲，怎么会知道要拿起重重的铁铲，举起来，清空运煤车？她们不知道，她们的手白皙柔嫩，她们……
AG：你说你有时会上前帮助她们，是吗？
JS：是的，动作很迅速，警卫会大喊：“快点，快点。”她们需要一辆空的运煤车。我就帮她们弄好。
AG：警卫没有阻止你这样做吗？
JF：没有。
雅克进一步讲述警卫不仅仅让他帮助那些女性，还会给他好东西。
JS：他们会给我几把烘烤过的葵花籽。
AG：但是我仍然想弄明白一点，雅克，你说警卫有时会对囚犯很粗暴……那些警卫是曾经和你一起谈笑风生的人吗？
雅克讲述自己很同情那些警卫。
JS：他们中有些人也很孤独，有时需要跟别人交流。他们手持步枪站着，一天到晚冷飕飕的，甚是孤独，也没人唠嗑。
AG：对一名囚犯来说，这样的行为实属异常。
JS：确实是这样。
JF：你觉得你对他们示好会有助于你生存吗？有助于你活下来？
JS：这个嘛，你也知道，友好的沟通有利于消磨光阴。当然，也会有所帮助。
JF：当你与他们友好相处时，你是假装友好，还是你真心实意向他们示好？
JS：在那种情境下，你不能装模作样，因为如果你是装出来的，他会说，滚蛋，然后踢你屁股，走开。
JF：他们能分辨出你是否在伪装？
JS：是的，如果你从心里对他们友好，你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萨多乐士通过与掳掠者友好相处，从他的监禁状态和苦役生活中生存下来，最终在他们的协助下脱离苦海。他的书是一项佐证，不仅仅证明了人道精神的力量，还有人际关系在生存中的至关重要性。然而，他对他们的依恋，虽然终究让他得以生存，却没有“识破”他们的残暴。最后，萨多乐士在《顿巴斯》一书中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也是他疗伤的重要一步，我们会在第十一章深入探讨这一点。
杰西·李·加德
杰西·李·加德（Jaycee Lee Dugard）11岁的时候，在加州南塔霍湖一个学校的公交车站旁被诱拐。被绑架时候，杰西可以看到自己的家就在前方，而且当时有目击证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尽管如此，杰西在18年间未被解救出来。18年来，杰西被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Phillip Craig Garrido）囚禁在一个秘密花园里，并被迫与之生育了2个孩子。终于，在2009年，杰西终获自由。当她与家人团聚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分别已经11岁和15岁。这起案件从最初就吸引了大量媒体的关注。
当杰西首度被解救的时候，她说与绑匪“像是真正的夫妻”，这让世界震惊了。她有点儿要为绑匪辩护的意思，她好像很喜欢那个家伙。第一眼看上去这可能有点诡异，但它完全与我们所说的背叛盲视相吻合。杰西为了在困境中生存下来，她不得不与加里多和他的妻子搞好关系。
杰西于2009年获得解救后，记者克拉拉·莫斯科维茨（Clara Moskowitz）立即写了一篇关于加德案件的报导。当时公众心头的疑惑是为什么加德会为绑匪辩护？报道中莫斯科维茨运用背叛创伤理论解释了加德的行为：
与绑匪交好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应对技巧，也是一种生存策略。既然加德的生命完全在加里多的掌控之下，她依赖于他为自己提供食物和住处，那么与之交好以保护自己不受虐待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正如莫斯科维茨所理解的那样，孩子被绑架后可能会做出一个无意识的决定——对虐待行为视而不见，并与给自己提供吃食和住处的人相交好。受害者会忘掉所受到的虐待，假装没发生过一样，因为与此相比，保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竭力抗争会让绑匪更加残暴，或者不再给受害者提供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在有能力说“不”的情境中，你通常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但是如果绑匪是你维持生存的唯一来源，这时你若疏远他，那倒霉的就是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极少发生，但不幸的是，背叛盲视相对较为普遍。同样普遍的是背叛中的机制制衡。在加德案件中，故事的另一面走进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体制中的背叛。18年来，当局错失了无数次解救加德的机会，执法部门没能按照已有的线索展开搜捕。然而更为泄气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明显没有有效地监管前科犯加里多，他在绑架加德之前曾经因性侵犯锒铛入狱。
2009年4月11日，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David R. Shaw）发表了一则特别的声明，题为“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向公众坦诚了错误。他好像承认了背叛盲视：
加州的检察长大卫·R·肖今日发表了一则声明，未能有效监督前科犯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的修正启事，承认错失了解救受害者的诸多机会。在8月份，加里多与他的妻子一起被捕，罪名是绑架并性侵11岁的杰西·加德。据报道，加里多在18年里性侵杰西并与之生育2个孩子，加里多将杰西囚禁在家中的后花园里，位于加州安提俄克郊区。在过去的10年间，假释部门负责监管加里多……
该部门错失了诸多潜在的解救机会，加里多之前侵犯过3位受害者，但假释部分并未注意到。加里多房屋周围有很多清晰可见的电缆电线，一直延伸到他房屋后面的一个隐蔽棚子里，而执法人员没有对此进行调查，也没有向邻居调查取证，与当地公共安全机构交流，或者利用GPS以及其他信息（清晰表明加里多违反了他的假释条例）进行搜捕。
再重申一次，背叛盲视会导致当事人对眼前的事视而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