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又写道：“君之仲子省郎吾曾，护捧君手书谒余于临安私邸，且出宗谱，索予为跋。余既喜故人之有子，更深喜故人之子之贤且才也，乃受而读之。其溯源自子晋，得派自太原，由晋及唐，迄于昭代，文章甲第，炳炳奕奕，世不乏人。氏族之盛洵乎，蔑以加矣！顾余武人也，无渊云严乐之文，而欲附王氏谱牒之后，以垂不朽，不其难哉！然窃尝横览当代高门右族，炫熠宗支，汗漫卷帙，几于连帷压架，乃数传而虫蠹穿之矣。又数传，而灰烬荡之矣。求其如王氏之裒然完帙，阅历异代而光远有耀者，几何耶？”“谨谢省郎为我寄语尊人曰，是可为‘王氏世宝’矣。爰题四字于卷首而归之。”是说王子高的第二个儿子王吾曾，手捧着其父的手书来到岳飞在临安的私宅，请其为王氏宗谱写跋文。岳飞非常高兴看到老朋友有儿子，更高兴看到老朋友的后代贤能又有才华。阅读了王家的宗谱后，方知王家门第之盛，早已无以复加，从晋朝至唐代、五代十国，文臣武将，前后彪炳，名垂千秋。而纵观一些高门大族，为光宗耀祖，宗谱卷帙浩繁，但是几代人传下来，不是虫蠹了就是付之荡然了。而像王氏宗谱这样能完好无缺地保留至今，使后人能看到王家历代先人的成就，像这样的人家能有多少呢？岳飞除了为王氏宗谱撰写了跋文，还在卷首题写了“王氏世宝”四个大字，足见他与王子高之间的深厚情谊。
岳飞对王家的评说绝非过分，王家在《宋史》中有传者就达十一人。
苏东坡为王家撰写《三槐堂铭》
王家的堂号叫“三槐堂”，很有故事。前述王文正公王旦的儿子王素，子承父志，又是一代朝廷的忠臣，素以直谏闻名，他侍奉宋仁宗“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王旦的孙子叫王巩，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世称太常公，也是一代名臣。可见王家祖孙三代王旦、王素、王巩，都是名载史册的著名人物。
苏东坡对于王家可谓知根知底，他在为王家写的《三槐堂铭》一文中说道：“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闻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是说王文正公王旦的上一辈人叫王佑，是个性格刚烈的武将，任兵部侍郎（兵部副长官），文武忠孝，天下人均以宰相视之。但是最终因为性格直率而不为官场所容，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三棵槐树，并且预言：“我的子孙中肯定有位及三公者。”三公是指朝廷中职位最高的官员。果然，他的后人中才人辈出，儿子王旦当了宰相，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当时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他去世后，宋真宗为他的画像题赞曰：“朕之有王文正如天之有日，王文正之遇朕如龙之得水。天无日不明，龙无水不神。”王旦的儿子王素和孙子王巩也是一代名臣，王氏家族的堂号于是被命名为“三槐堂”。
苏东坡继续写他所见到的王旦之子王素及王旦之孙王巩：“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是说他没有见过王旦，但是见过王旦之子王素。王素是个辅佐宋仁宗皇帝三十多年的贤臣老将，以直谏闻于当世，他的职位并不能与他的德行相称。上苍要使王家再次复兴吗？为什么王家的后代中有这么多贤人呢？有人曾拿王佑与唐代的贤相李栖筠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及孙子李德裕的功名富贵也和王氏差不多。但是忠恕仁厚，则不如王旦父子。由此可见，王家的福分正旺盛不衰啊！苏轼与王素的儿子王巩是好朋友，说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王家的家风。
苏轼在文章最后感慨：“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既赞美了王家的功业，也赞美了王家的三槐堂。还道出了三槐堂的方位就在开封城的东边，表达了无限向往之意。
苏东坡与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居士”，王旦之孙，北宋诗人、画家）不是一般的朋友、诗友，而是患难之交。苏东坡遭遇的著名的“乌台诗案”中，牵扯了二十位倒霉的朋友，王巩就是其中一位，被贬谪三年，从京城发配到遥远的广西，在当地做一个税务小督查官。这三年王巩非常不幸，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王巩自己也差一点死去。把苏东坡吓得不轻，以为王巩一定恨死他了，也不敢跟王巩联系了。谁知王巩胸襟非常豁达，三年“劳改”中依旧写诗不断，回到江西后主动跟他联系，还把自己的几百首诗寄给苏东坡请他写序，这就是《题赠王定国诗集序》的由来。苏东坡在这篇序中大发感慨：“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后废卷而叹，自恨其人之浅也。又念昔者定国过余于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诗几百余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国与颜复常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亦置酒黄楼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苏轼还曾为王巩写过《王氏清虚堂记》，可见他们这对“割头朋友”间的深厚情谊。
岳飞为王家宗谱撰写的跋文及苏东坡为王家写的《三槐堂铭》、《题赠王定国诗集序》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王氏家族史资料，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名篇，其中《三槐堂铭》还被编入《古文观止》。王家宗谱中还收录了许多历代著名文士与王家先人交往的记录，除了苏东坡，还有范成大写的《一世祖太傅公传》，以及欧阳修撰写的《文正公神道碑铭》。至于王家在唐朝的祖先，则有韩愈写的《弘中公碑铭》和《弘中公墓志铭》。这些文献都收录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修的王氏家族的宗谱——《王氏三沙统谱》中，还可以参见王尧臣、王禹卿兄弟1936年续修的《王氏三沙续修大统谱》等家族文献，足可见这个家族源远流长的血脉，以及不同凡响的远祖基因。
星转月移，沧海桑田。千年一梦，梦在蠡园。
当王家祖先这些昔日耀眼的光环，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的时候，被封存在线装书里的王侯精神，还有什么波澜吗？那些千百年前的基因，在19世纪、20世纪的泥土里，还能再滋生、发展、昂扬吗？
历史常常像魔术一样变幻着陵谷兴替。王家到了蠡园的创建人王尧臣、王禹卿兄弟的父亲王梅生一代，朝廷、皇族、科举、豪门，包括当地的上流社会，已经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了，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王梅生没有走通科举之路，也没有资本去经商，只能在乡间的一座古庙里设帐收徒，当一名私塾先生。尽管贫寒，他却是村里屈指可数、有前瞻眼光的一名知识分子。
寂寥的岁月又延续了许多年。转眼到了19世纪末，整天守着佛影青灯的老人家没曾料到，王家又有了时来运转、波澜壮阔的一天——或许正是佛爷的保佑——两个整天在膝前绕来绕去的儿子，竟成了人中之凤。
有一天他们飞出了青祁村，飞向了大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