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泉
2007年9月12日
我认识赵鸿燕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我先是参与了她2004年的考博和后来论文的开题，2007年5月我又参与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她读博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国际新闻专业，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外记者招待会研究》，实际论述集中在美、欧几个媒体发达、记者招待会比较完善的国家。答辩评委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篇不错的论文，我当时提出的不足是“论文的题目偏大，论述有些宽泛，还可以更集中些，更容易深化和突出特色”。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她把现在这一论著的书稿交给我，并希望我能为此作序。
我看到书稿使我吃惊不小，首先是题目定位于《政府记者招待会》，与原博士论文相比较，显然是集中了，其主题、内容、角度以及文内章节设置、文章架构几乎完全是另起炉灶。另外，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她竟能大刀阔斧地砍削了与主题关系不大的章节，对全文重新设计、改写，丰富和突出了政府记者招待会，几乎可以说是原博士论文以外的另一篇论著，这不仅需要勇气，更说明是对记者招待会研究的集中和深化。
记者招待会是新闻发布工作中诸多形式的一种，记者招待会本身也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赵鸿燕经过筛选、梳理，在宽泛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中，最终选取政府记者招待会作为本论著的研究对象，无疑是突出了政府新闻发布形式中最有特色、最广泛采用的形式。诚如作者所言，这是因为政府记者招待会“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和新闻价值最大的记者招待会形式，它所传递的信息相对直接、权威和丰富，是新闻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可见，作者选择政府记者招待会作为研究对象有着明确意向。
国内外新闻传播界公认，政府是新闻资源的最大拥有者，而且最具权威性。政府的新闻发布有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记者吹风会等多种形式，而政府直接与记者对话的记者招待会则更具魅力，也就必然引起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的共同兴趣，成为新闻发布注视的聚焦点。综观国内外新闻发布史，政府记者招待会制度和实践的不断完善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新闻发布更是举足轻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举办的为数不多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几乎都是由政府领导人、政府机关和政府发言人举办的。其他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举办的微乎其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有关新闻发布的文件和规定，所提倡和规范的基本上都是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所兴起和建立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也主要集中在政府层面上。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也说明我国新闻发布工作还不完善，而要拓展，但实际情况是有关专题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政府记者招待会》这一专著的出版，是对这一研究作了补充，丰富了内容，也表明这一研究在逐步细化、逐步深入。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传播学、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日益活跃，视野开阔。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新闻学而拒之门外的西方传播学，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应该说，西方学者对传播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所反映了的客观规律性，应视为人类共同的创造和成果。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时期我国总的研究趋势主要是引进西方学者的传播学和传播理论，同时对我国有关领域作了初步探讨。西方媒体业发达，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早，且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系统，而我国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目前对西方传播学和传播理论的引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阶段。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学者，翻译出版了西方传播学中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新闻传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和各类传播学科等相继建立，传播理论学术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它推动和适应了我国这一时期建立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的进程，它对于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显然对我国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有借鉴性和超前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薄弱期，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重视和引进，这在我国传播学发展史上将会是一个重要时期，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但从另一角度看，西方传播学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传播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尽管在新闻传播学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传播效果和传播反馈等方法和技术层面上有共通共同之处，但毕竟新闻传播学是社会学科，各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背景，在传播的目的，传播内容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着差异。今天，对信息传播的认识日益趋同。新闻发布的形式日益趋同，但各国国情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最终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就记者招待会自身而言，每次的内容、举办人和应答方式也总是因国家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记者提出的问题和方式也有区别。我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最终还是从我国的国情和利益出发，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国新闻传播工作实践和制度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我们在“引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和加强对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和传播规律的深入研究。
另外，我认为，在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中，更要注重对新闻实践活动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对我国新闻实践活动的研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则更为紧密。我记得，1985年在酝酿设置评定新闻专业职称时，曾经有人提出过“新闻无学”的问题，不同意把新闻专业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系列，新闻界受到强烈震撼。今天谁都不会怀疑新闻传播学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可循，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新闻无学”论虽然未免有些偏激，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新闻传播学是实践学科，更要注重实践，新闻报道中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反映）是第二性的，新闻传播学与其它学科一样，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我们更看重新闻的实践性，不仅不可脱离实践，而应该紧密地跟踪实践，要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就必须紧密跟踪和研究中国特色的新闻实践活动，记者招待会也是这样。这是因为，新闻报道和理论研究都是动态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和创新有赖于新闻实践的丰富和发展，而研究的最终目的又是指导新闻报道的实践；这是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最具活力、最具创新性，丰富多彩、无穷无尽。也正因为如此，赵鸿燕《政府记者招待会》这一论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占用较多的篇幅，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部引用和分析了大量经典案例，具体生动地阐述了记者招待会中有关“媒体记者的提问艺术”、“政府官员的应答技巧”和两者之间相互的“问答互动”等，凸显了领导人特别是中央政府首脑应答问题的睿智和记者提问的艺术技巧，分析了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作者在前言中明确说明：“新闻发布会必须包括发布环节，而记者招待会必须包括问答环节。为此，我将记者招待会的问答策略作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列章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这一部分是有关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很有启发作用。据我所知，外国有些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学，主要采取典型案例分析、参与新闻实践和模拟的教学方式。
最后我想说，我深知记者招待会实践中的复杂性。谁都想把记者招待会开好，但记者招待会并非都是成功的，并非都是正面效应，也是一把双刃剑。记者招待会既有规律可循又无规律可循，既有固定程序又是灵活多变的。客观上说决定于新闻事件本身，主观上又决定于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最终决定于人。作为政府记者招待会，政府是主导者，是政府行为，但举办人的个人知识、喜好、个性和把握能力却至关重要，有些领导人不喜好，不适应，因此每届政府的做法有不同，每个人的效果不同。举办记者招待会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政府记者招待会直接面对的是媒体记者，而间接面对的是公众，最终是通过新闻媒介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政府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政府、媒体、公众既有相互依存的利益需求，又在唱“三岔口”，相互关系需求磨合。就需要而言，我国正在扩大改革开放，迅速地融入世界，愈是主动地成功地做好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愈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就现实而言，政府记者招待会所涉及的终究是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情况复杂而多变，外国不少政府领导人时常因为回答问题或言语不慎瞬息间损害了政府形象，甚至因此而落马。近几年，我国政府包括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发布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完善需要时日，因此又可操之过急。我不否认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我国新闻发布工作的借鉴和助推作用，但我不主张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来笼统地评判我国现实的新闻发布工作和我国的新闻实践活动。我们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向前推进。
（作者系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