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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阅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对电视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正是受了一些杂志主编的鼓励。1956年，《哈泼斯》（Harper‘s）杂志的杰克·费希尔（Jack Fischer）约我写一篇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的文章，从此将我带入了这个年轻的、朝气蓬勃的电视制作世界。3年后，他邀请我观看1956-1960播出季值得一看的所有节目，并对此给予评论。在此后几年内，支持该书写作并对此有先见之明的其他人士还包括《老爷》（Espuire）杂志的拉尔夫·金兹伯格（Ralph Ginzburg）和哈罗德·海斯（Harold Hayes），他们两人都需要米尔顿·伯利（Milton Berle）和卢·考恩（Lou Cowan）的资料；广告研究基金会（Advertising Research Foundation）的查尔斯·雷蒙德（Charles Ramond），他需要一本关于广播电视视听率的入门书；主持《表演》（Show）节目的罗伯特·科特罗威茨（Robert Kotlowitz）委托我对电视网初创时开局之年不妙的前景作一描述；《电视指南》（TVGuile）的罗杰·尤曼（Roger Youman）和梅里尔·帕尼特（Merrill Panitt），多年来他们曾就各种议题向我约稿；《财富》（Fortune）杂志的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和罗伯特·卢巴（Robert Lubar），在向广告商出售电视时段这一部分，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计划与我的计划配合协调；《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奥托·弗里德里克（Otto Friedrich），他送到我到加里福尼亚参观STV；最后还有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的阿瑟·辛格（Authur Singer）和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他们委托我撰写关于有线电视播放艺术类节目的可行性报告，供有线电视传播委员会参考。
感谢以上所有人，同时，还要感谢3位女士。第一位是哈泼－罗出版公司（Harper &；Row）的吉恩·扬（Gene Young），她从本书开始签约就一直为之工作，直到她的老板因工作之需派其他人来提供更多机会为止。第二位女士是玛格丽特·芒森·格林（Marguerite Munson Glynn），她虽已退休，但为了我的书稿还是再度出山，此前我的大部分已出版的图书都曾经由她编辑润色。我要感谢的第三位女士是安·哈里斯（Ann Harris），如果说我的书稿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她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力求完美的勤勉工作，无疑就是对这块璞玉的打磨和抛光。
各电视网、广播公司、节目制片人、广告公司、政府部门等数百个机构和个人，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尽管无法在此一一致谢。在采访过程中，除了一两个例外，我能见到我想见的任何人，他们都高度地配合。如果本书遗漏了不该遗漏的内容，那么责任全在于我——原因可能是我不够聪慧，未能意识到这些内容为本书所需；也可能是在写作的最后阶段忍痛割爱，将它们删除了。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过去在16年中给予我热情帮助的许多业内人士。其中有：全国广播公司的戴维·亚当斯（David Adams）、帕特·韦弗（Pat Weaver）、罗伯特·金特纳（Robert Kintner）、鲁文·弗兰克（Reuven Frank），赫布·施洛瑟（Herb Schlosser）；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理查德·詹克斯（Richard Jencks）、卢·考恩（Lou Cowan）、弗雷德·弗兰德利（Fred Friendly）、理查德·萨伦特（Richard Salant），比尔·伦纳德（Bill Leonard）、佩里·沃尔夫（Perry Wolff）、杰克·考登（Jack Cowden）和查尔斯·斯坦伯格（Charles Steinberg）；美国广播公司的埃利斯·穆尔（Ellis Moore）、加勒特·布洛尔斯（Garrett Blowers），马里·亚诺夫斯基（Mari Yanofsky）、埃尔·亨利（Ell Henry）、阿夫·韦斯廷（Av Westin）、比尔·布雷德曼（Bill Brademan）、鲁尼·阿利奇（Roone Arledge）和詹姆斯·哈格蒂（James Hagerty）；电视台业主有唐纳德·麦加农（Donald McGannon）、鲍勃·施密特（Bob Schmidt）和马丁·乌曼斯基（Martin Umansky）；TIO的罗伊·丹尼什（Roy Danish）；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李·洛文杰（Lee Loevinger）和威廉·雷（William Ray）；公共电视台的乔·戴恩（Joe Dine）、弗里兹·雅各比（Fritz Jacobi）、杰伊·莱文（Jay Levine）、鲍勃·米拉姆（Bob Myhrum）、约翰·梅西（John Macy）和理查德·穆尔（Richard Moore）；研究界人士有彼得·兰霍夫（Peter Langhoff）、沃伦·科德尔（Warren Cordell）、亨利·拉梅尔（Henry Rahmel）、杰伊·伊莱亚斯伯格（Jay Eliasberg）、朱利叶斯·巴纳森（Julius Barnathan）、托马斯·科芬（Thomas Coffin）和比尔·西蒙斯（Bill Simmons）；加拿大的桑迪·麦基（Sandy McKee）、默里·彻科弗（Murray Chercover）、巴德·加勒特（Bud Garrett）和戈登·基布尔（Gordon Keeble）；英国的彼得·塞诺（Peter Saynor）、巴尼·基兰（Barney Keelan）、戴维·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和约翰·罗思韦尔（Jonh Rothwell）；慕尼黑的弗朗兹－约瑟夫·怀尔德（Franz-Josef Wild）；维也纳的格尔德·巴彻（Gerd Bacher）；巴黎的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fer）、克劳德·默西埃夫人（Mme.Claude Mercier）和杰奎琳·鲍德里埃夫人(Mme.Jacqueline Baudrier)——事实上，这个名单太长了，而且远未囊括所有需要感谢的人。写作的一大愉悦在于受教育，人们永远需要依靠他人来获取教益，得到启迪。正如新闻业中人们常说的那样，在每个人变得异常严肃之前，你遇到了如此有趣之人。
我可以推荐5本书，供那些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并有毅力进一步阅读的人们参考。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表面上看它无关电视，而事实上却有关；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与杰克·莱尔（Jack Lyle）和埃德温·B·帕克（Edwin B.Parker）合著；加里·A·斯坦纳（Gary A.Steiner）的《人民观看电视》（The People Look at Television）；威廉·B·斯蒂芬森（William B.Stephenson）的《大众传播行为理论》（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威廉·贝尔森（William Belson）的《电视的冲击》（The Impact of Television）。此外，英国广播公司（BBC）、独立电视公司（ITA）和日本广播公司（NHK）的年鉴也值得一读（NHK的年鉴有英译本）。关于美国电视业，还有一本不可或缺的读物，即《广播电视》（Broadcastiong）杂志，这份商业周刊具有不同寻常的高品质。
与以往一样，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在本书写作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对我非常宽容大度。在1971年的最后几个月，我收到大量信件却没有时间拆阅（更不用说回信了），在此，我要对所有给我写信却未得到回复的耐心的人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马丁·迈耶
1972年2月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