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获奖作品所属媒体的性质分类，这29家媒体中综合性党政机关报（社）占18家，作品37篇；综合性晚报都市报占5家，作品4篇；经济类报纸（包括经济类党政机关报（社）和经济类晚报都市报）占5家，作品7篇；其他类别（指《科技日报》）占1家，作品1篇。
如果根据经济报道的四大子类来对获奖作品分类——即按照前述贺宛南的界定：财经报道以投资者为核心受众、以投入产出为主线，通常指的是证券市场和各类金融投资市场的新闻；产经报道以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为主要内容；政经报道主要指涉及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政策、经济方针等新闻；社经报道既包含消费市场新闻，也包含民间理财、创业故事等社会新闻，甚至还涵盖了财富心理、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极其宽泛的内容——那么，这49篇作品中政经报道7篇，占14%；产经报道21篇，占43%；财经报道12篇，占25%；社经报道9篇，占18%。
如果按照报道内容所反映出来的舆论导向来对获奖作品分类，那么，这49篇作品中正面反映经济发展中的新进展、新成就、新气象、新经验等的报道（正面报道类）34篇，占70%；探索研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困境等的报道（问题研究类）7篇，占14%；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或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舆论监督类）8篇，占16%。
如果按照获奖作品的报道体裁分类，这49篇作品中消息24篇，占49%；通讯17篇，占35%；系列8篇，占16%。如图2-5。
如果按照获奖作品的报道区域分类，这49篇作品中报道东北地区的有3篇，占6%；华北地区的有4篇，占8%；华东地区的有20篇，占41%；华南地区的有1篇，占2%；西南地区的有1篇，占2%；西北地区的有3篇，占6%；华中地区的有8篇，占16%；综合的有9篇，占19%。如图2-6。
通过以上六个图表的分析，我们会大致有这样一个印象：在过去二十一年中，最容易得到中国新闻奖青睐的经济报道是来自中央或省级综合性党政机关报（社）的、聚焦产业经济或区域经济的、以正面反映经济社会主流价值为取向的、取材自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报道。
上述印象虽然只是1991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但从中传达出来的党和政府在经济报道方面的导向还是很明晰的，那就是紧密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经济发展目标，以肯定社会的进步面为主，通过重大题材的示范效应进行全社会的集中动员，从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报道导向，需结合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具体内容来理解才能发现其内在逻辑。
根据新浪网新浪财经频道为庆祝建国六十年的专题“甲子兴邦：新中国60周年经济报道”[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z/guoqing60.html。]的总结，1992年至2002年，是中国确立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其间经历了1992年经济体制转型的果断决策，1994年整顿金融秩序和经济软着陆的艰辛，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扩大内需的挑战，1998年施行国有企业改革和“三年脱困”的力挽狂澜，以及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调整。这一时期，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深入，使得政府基本上接触到了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如产权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不仅保证了改革的继续和深入，同时也是消除旧体制，创立新体制的过程，并由此带动了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接下来的十年则是在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时期：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2003年着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4年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颁布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公三十六条”，2006年提前实现取消农业税的目标，2007年对完善市场经济、促进政治文明、保护民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物权法》开始施行，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制定提振经济的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2011年主攻医疗、教育、福利保障等民生工程，刺激内需，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步迈入改革的深水区，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博弈日益复杂和尖锐，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对量的追逐向质的提升改进。
尽管不同阶段的经济任务与发展内容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挖掘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选择社会转型模式、具体手段与执行动力等方面与其特有的国情之间的某种一以贯之的关联。比如：重视中央政府的集中动员体制和国家导向的大推进战略——这既与中国的政体有关，也是落后国家工业化启动时难以避免的大冲刺；重视制度改革——这是转型发展社会的必由路径；重视实体经济——这既与中国的发展传统、人力资源、产业门类等状况有关，也与还有相当严峻的属于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有关，更与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还相当不健全、不完善有关；重视经济总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统一——不得不处于“赶超”的历史压力之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总量做依撑，但同时又不得不面临后现代的时代潮流对发展质量的要求；重视典型区域的示范效应——显然，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客观条件下的一种必要的模式选择。
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研究落后国家工业化时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起步就愈是呈现大冲刺，就愈要强调搞大企业和生产性产品的生产。[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1979，pp.353—354.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9页。]如果将这个论点从经济战略引申到政治战略，那么还可以提出如下一组政治命题：[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9页。]
1、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就愈不可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直接过渡，而需要通过若干中介阶段；
2、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民族解放）问题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
3、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威权主义政府；
4、一个国家工业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
5、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上层地主阶级、下层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这些命题当然不能绝对化，但从近百年拉丁美洲和东亚各国转型期中的大量案例都可以得到验证。而这无疑正是中国经济报道特有的报道语境，也与我们对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印象吻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国家对经济报道的需求：党政机关报（社）这类主流媒体的发声更具全局性的影响力，更易于集中体现国家的意志导向聚焦重大题材，而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才能为国民动员鼓劲。
三、关注制度创新
在49篇获奖作品中，探索研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获得改革的根本性动力的6篇报道格外引人注目：《“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新华社，1991年3月20日）、《醒来，铜陵！》（《铜陵报》，1991年11月14日）、《金牌不是名牌》（《经济参考报》，1991年8月24日）、《由邯钢经验引出的话题》系列报道（《湖北日报》，1996年8月23日首发）、《140万双袜子的命运》（《长江日报》，1997年7月30日）、《资本运营系列报道》（《经济日报》，1997年6月9日首发）。如果再把舆论监督报道中也涉及到探索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思考体制改革的5篇报道算上：《菜价追踪》（新华社，1994年4月12日）、《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系列报道（《郑州晚报》，1998年9月9日首发）、《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浙江日报》，2003年2月25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湖北日报》，2004年6月18日首发）和《政府软件采购问题追踪》系列报道（《科技日报》，2004年11月26日首发），那么就总共有11篇报道以制度创新为主题，占到了整个获奖篇目的1/5强，这体现了中国经济报道所处的后发现代化报道语境下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其实，关注制度创新并非最近二十年经济报道的新现象，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刚解放、观念刚放开时，敏锐的媒体就以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猛烈地撞击旧体制的枷锁，奋笔发出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历史叩问。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莫过于：“‘关广梅现象’带来了什么？”、“‘关广梅现象’引出了更多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向改革的人们提出来了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深化改革进程中所不能回避的。”[《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1987年6月13日。]；“啊，鲁布革，你充满了可歌可泣的事迹，又提出了可思可考的问题！”、“非改不可的旧体制！生活中的主人，从来是责权利的统一者，实践者呼唤：给我一个这样的体制！”[《鲁布革冲击》，《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时至今日，重温这两篇当年引起全国轰动的经济报道，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篇切中时代脉搏的新闻报道在触动人心、推动社会进程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提出的问题即使拿到今天也远不能说彻底解决了，相反，有的还依然困扰着我们。《鲁布革冲击》反映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给我国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建设战线带来的强烈震撼，其中涉及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组织机构改革、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改革、跨文化经济合作的文化冲突问题、项目管理的中国化问题、发达国家管理制度如何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的问题等[莫林虎主编：《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关广梅现象”报道组合作为一次开我国深度报道先河、堪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解放破题之作的新闻策划，反映的是租赁、承包、股份合作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经营形式，究竟是打破“大锅饭”的成功经验，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状，这场事关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同16，第12至14页。]。
随着改革的渐次深入，更多的矛盾也会渐次展现，而且越来越尖锐、急迫，越来越直抵核心的制度层面。持续地、敏锐地、科学地保持探索研究的姿态，开发制度创新的积极因素，于细微处捕捉那些带有趋向性的社会变动，是经济报道应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发展风险与挑战的必然使命和职责。上述11篇获奖作品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报道那种“问题式”、“思辨型”的报道传统与风格，在更广阔的领域、对更新鲜的变动做了及时的预警、解剖和审视。
1992年获一等奖的三篇经济报道的主题“凑巧”般地一致，都是针对原本处于发展上游的地区或领域，为何均不幸“沦落”为中下游？《“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报道的是经济发展曾居全国前列的东北三省工业生产变得步履维艰，黑、吉、辽的工业增长率全都列居全国倒数位次；《醒来，铜陵！》报道的是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的安徽铜陵，与沿江地市县相比，却是“同处一江景不同”；《金牌不是名牌》再次把焦点聚集东三省：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洋洋自得的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却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全国第一。问题的具体表现虽各不相同，但记者在报道中痛陈病根，无一例外都指向：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鉴于“1992”这个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份，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这些刊发于1991年、获奖于1992年的经济报道在当时思想界、实务界的激荡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