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水洞里的诸葛亮
1848年，道光皇帝的统治在内忧外患下摇摇欲坠，这一位从“天朝上国”走过来的大帝不甘受辱，誓要与图谋不轨的洋鬼子们干上一架，而从那以后的几位中国皇帝，对于祖辈的辉煌知之甚少，甚至以为，长着蓝眼睛的人原本就比自己强大。在这样的消极思维支配下，列强们的欺凌日渐野蛮露骨，统治层却麻木地忍受着，任由泱泱大国一步步地衰落下去。
还是这个时节，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先是大旱，接着又是经久不遇的大雨。老天爷水火并进，使灾民们苦不堪言，政府却无力赈济。左宗棠便自取家中存粮，在路边放置一口大锅，熬点稀饭，救济灾民。然而他也看到，仅凭自己一家之力是完全不够的，于是他联络当地的富绅名流，筹钱捐粮，广施药医。据他自己的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地所捐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带有预见性的备荒措施，简单说来就是，平常大家将家里的余粮拿出来，都存放到一个仓库里，到了灾年，这些存粮再拿出自救。当然，这样的“公粮”是需要有人管理的，为此，左宗棠又建立起了“仁风团”，统一管理救灾除苦之事。
别看左宗棠在扶贫救困之事上十分积极，实际当时柳庄的日子也是非常难熬的。天雨长时不退，泥水横流，将家中的谷物都泡得发芽了，这发芽的粮食，当然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已经不能再当种子播种了，等于来年没有了种粮。更糟糕的是，很多原本可以吃的粮食，在积雨之下发霉烂掉，左宗棠一家十二口人都生了病，能拿出去当的东西差不多也当光了，用左宗棠自己开的玩笑话来说，就是“男呻女吟四壁空”。天灾之外更有人祸，近几年湖南起义频频爆发，民生疾苦：道光二十六年，湖南宁远爆发胡有禄起义，东安爆发王宗献起义；二十七年，新宁爆发瑶民雷再浩起义；二十九年，新宁再次爆发了李沅发起义。
灾期过去后不久，为了谋生，左宗棠来到长沙开馆收徒，也是在此之后不久，他见到了林则徐。
此时已临清朝末日，依然还有一大批能人志士不断求贤访士，试图力挽狂澜。《南京条约》签订时，林则徐已经被撤去了钦差大臣的职务，后来又给远配到了新疆，几经曲折之后，才被调还。此时林则徐已经到了花甲之年，身体状况也很不好了。此次恰巧经过长沙，引得当地达官显贵一片惊呼，纷纷想要去拜访这位名满天下的总督大人。一时间长沙街头人潮涌动，车马不行。然而就在这些人挤破头想要看上林则徐一眼的时候，林则徐却对他们一律不理，点名只要见左宗棠。
林则徐与左宗棠虽然此前并未谋面，但是二人渊源由来已久：林则徐曾经的上司陶澍同左宗棠是儿女亲家；同朝为官的贺熙龄也将女儿许给了左宗棠的长子，平日里几人共论之时，多有提起左氏。再加上青年才俊胡林翼曾经对林则徐推荐过左宗棠，称左宗棠为“近日楚材第一”，使得林则徐更是想见左宗棠一面。林则徐也因此请过左宗棠，只是由于当时正逢左宗棠为侄子操办婚事，恩师贺熙龄又唤他去到陶家教书，于是左宗棠回信婉拒了林则徐的邀请。但书信上的往来，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同时让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而在新疆的几年里，林则徐在深深地痛心朝中无人之余，想起那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对于这位胡林翼口中的“楚材第一”渴慕已久，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上一面了。
于是当左宗棠前来拜访的时候，林则徐不禁喜出望外。当然，对于左宗棠而言，能同林则徐会上一会，也无疑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自古士为知己者死，当自己还是一介落魄书生的时候，林则徐就曾以书相邀，这份知遇之恩还是很重的，更不用说林则徐虎门销烟，乃少有的爱国志士，万民景仰之人了。所以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之中，左宗棠将林则徐称为“天人”，这在自比武侯、性刚气傲的左宗棠身上，实在是少见。
当下左宗棠诚惶诚恐，前往拜谒林则徐。当晚林则徐宿于小船上，隔水搭着块跳板，听说左宗棠来了，便出舱迎接。不料因为天色太暗，左宗棠又有点激动，一不留神就踩了个空，跌落水中，变成了个“落汤鸡”。林则徐赶紧令人将其扶上船，领进舱内共论。林则徐为什么要住在小船上呢？因为这次林则徐是告病回家调治，故而自水路走免去了很多颠簸，另外林则徐素来为官清廉，也没有太多钱去住客舍、雇大船。所以这让两位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初相遇”，显得滑稽幽默，使人忍俊不禁。
这天夜里，两人相谈甚欢，虽然一个是位高权重的朝廷一品大臣，另一个是从未参政的不第先生，两人年龄又相差三十岁，但岂料两人言谈之间，发现彼此对于民生、政见、国计，尤其是西北防务之事所见不谋而合。年逾花甲的林则徐心中大喜，将自己数年来搜集整理的新疆资料悉数交付左宗棠，称自己年迈，时日无多，空有御俄之心，却终无成就之日，多年来留心人才，欲以此重任托付。并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理新疆能用得着。”
临别时，林则徐还送给左宗棠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指“三易”，即《连山》、《归藏》和《周易》；“五典”即五经；“八索”是为八卦；“九丘”就是《洛书》，主讲山河地理。林则徐把这副对联送给左宗棠的用意就在于勉励对方继续钻研学问，不要因为是“闲书”就将其放下，也希望左宗棠能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日益精进，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来。左宗棠也对于林则徐感激至深，这次会话对左宗棠日后收复新疆，经营西北，造战船，操练海防抵御外侮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两年之后，林则徐在广州病故，临终前他上折极力推荐左宗棠，而远在长沙的左宗棠直到一个月以后才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之余，他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以寄哀思：“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大清国对外割地赔款，内部又是矛盾重重。乱世之下的百姓，生活更加困苦。面对一波连着一波的战火，广州的太平军又来势汹汹，于是左宗棠找了几个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一起商议对策。其中就有二哥宗植，以及同乡举人郭嵩焘、郭昆焘。后来大家决意找个地方避难。不几日，他们便和郭嵩焘一道，远涉山林，挑选足可避难的场所。这一次，他们选中了一个叫做“白水洞”的府穴，这里地处淮阴和长沙交界处，环山抱水，看上去是比较理想的避难所。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年近四十了，虽然得到过很多朝廷大员的赏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在鸡犬相闻的邻居眼里，他只是一个中等地位的学者，书读累了，就从椅子上立起，埋头整理一下地里的秧苗。
搬到白水洞中之后，左宗棠还给自己的老师贺熙龄写过信，言对于太平军应当避其锋锐，待观察好形势之后再作打算。这样的话还好没有给当时的统治者看到，否则左宗棠早就人头落地了。当然，我们对于这些话也应当设身处地地看，当时战火连连，太平军初起之时就势不可当，连破州郡，作为平头百姓，已经快四十岁了的左宗棠要照顾一大家子人找地方藏起来避难，这是人之常情。或许在左宗棠眼里，亲情来得还要更重要些，于是他给自己的子嗣起名，就用了“孝”字为辈，长子孝威，长女孝瑜。并且，这封信劝老师“避”，也是出于对恩师的“孝”所致，并不能由此给左宗棠判上一个“投机”的名号。
落足白水洞之后，外面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还算稍有底气的道光皇帝此时已经将王朝权柄交给了二十岁的四儿子咸丰。比起二十九岁才从嘉庆手中接过权杖的父亲道光，咸丰皇帝显得很幼稚，他手足无措地听着朝臣们山呼万岁，对于前线传来的一篇篇告急文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贤。
朝廷下旨说，时下贼寇并起，特开孝廉方正恩科，最后选出的孝廉，可以得六品顶戴。“孝廉”一事，最初出自汉武帝，指国家将那些孝敬长辈又闻名乡里的人直接擢用为官。但到了明清，孝廉已经变成人们对举人的称呼。凡是考试中过举的人都可以被称做孝廉。郭嵩焘联合乡中学子合力保荐左宗棠。按照左宗棠当时的名望，以及他与陶澍、贺熙龄的姻亲关系，被选中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左宗棠极力拒绝。这一点和他自视清高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左宗棠一直希望能够金榜题名，风风光光地接受朝廷的爵禄，而不是在这个时候以替补的身份进入；还有，孝廉实际上与举人等同，左宗棠二十岁时就已经拿到了举人称号，却在其后屡考不中，所以这个举人衣裳穿在身上已二十年，没多大意思了。
左宗棠虽然不愿意自己以这种方式进入摇摇欲坠的朝廷，他的好友胡林翼却一直希望左宗棠能够出山，为大清出一份力。当时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长沙。此前胡林翼数次向新任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张亮基推荐左宗棠。张亮基便备下礼物，派人进深山去请左宗棠。一连三次，没想到左宗棠始终不肯答应。
自然，一直视左宗棠为“楚材第一”的胡林翼是不能容忍左宗棠高卧隆中，笑傲风月的。于是，他亲自提笔，修书一封，极力相邀。信中大抵这样说：假如左公现在出山，对于天下百姓可以作出巨大的贡献，像这样久居深山，那算什么长久之计呢？而且张中丞对左公是求贤若渴，数次竭诚相邀，左公你素来仰慕林则徐，其实张中丞也是林公一类的人物啊。你这样藏下去不出来，就以为可以相安无事，殊不知假如贼寇真的打了进来，那发生什么就真的不能预料了。这样的一封信，还是可以看出张亮基、胡林翼对于左宗棠是翘首以盼的。但是大量的情感攻势还不够，还是需要一点催化剂的。这个催化剂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和左宗棠同一年生，只长左宗棠三个月，但他直到道光十七年才考中举人，比左宗棠晚了五年，又因为他为人不拘小节，好赌博，且贯向青楼买笑，虽才华出众，却久考不中，可以说他在考场上的失意不亚于左宗棠。后来新宁发生了雷再浩起义，江忠源在乡里自行组建了一支队伍，协助官府镇压了起义，并杀死了义军首领雷再浩。江忠源在乡里组建军队，给后来曾国藩的“湘勇”、李鸿章的“淮勇”，起了很好的启示作用。并且，江忠源的军队作战勇猛，纪律也比政府军严格，在各地清军都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江忠源的队伍却常常追着敌人跑，因此朝廷对他十分赞赏，直接给了他蓝翎顶戴，授浙江秀水知县之职。其后不久，江忠源又奉命南下广西，与太平军作战，因为军功卓著，很快又当上了同知、知府。
雷再浩起义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忠源解贵阳之围、升任知府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江忠源就从一个问题青年华丽转身，变成了朝廷四品大员。同样是举人出身，左宗棠中举还比江忠源早，而后者几经扑腾，已然成了一方支柱，这样的模范感召作用，可以说给了左宗棠极大的鼓舞与刺激。闻知白水洞中有“今亮”深居不出，江忠源也修书邀请左宗棠。哥哥宗植、好友郭嵩焘也在一旁动员道：“以中丞大人之尊，数次延请，此事古虽有之，近则罕见。”于是，1852年10月，左宗棠受到江忠源事迹的鼓舞催化，并在胡林翼五荐、张亮基三请的情况下，终于决意出山，一展雄才了。
2.牛刀小试，入张亮基幕府
话说，此时的长沙战事也十分紧急了。率领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是西王萧朝贵。永安受封之时，洪秀全称天王、万岁；杨秀清称东王，九千岁；萧朝贵称西王，八千岁；其后南王冯远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翼王石达开五千岁。萧朝贵勇猛绝伦，遇敌则先，常“亲身迎斗，往来如飞”。论勇猛，在当时恐怕少有人能出其右了。太平天国文献《醒世文》中这样描述萧朝贵道：“天排西王真忠勇，冲锋破敌武略精。”萧朝贵率部众两千人，自北上以来，太平军连克州县，直抵长沙城下。而长沙守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战斗力却远逊于太平军。虽据城池，附高地，依然是闭门不敢出，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当时张亮基刚刚走马上任到长沙，在城外徘徊了五六天，趁着夜色在墙角搭了个梯子才进的城。
或许真的是命里造化，萧朝贵率军猛攻长沙，却不料在执旗督战的时候，被清军火炮直接击中胸口，创口极大，据说是给穿透了胸膛，伤情十分严重。主将遭此大劫，萧朝贵的部下们被深深激怒了，攻城愈加猛烈，扬言“报仇”。随后，天王洪秀全也率部众赶到，一同商议军情。长沙城摇摇欲坠。我们再回头看看当时清军的状况就可以得知，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守住长沙城是多么困难。美国人贝尔斯在他的著作里这样描述道：“……当紧急事态出现时，通常会匆忙增招兵员，甚至超过额定人数。招兵时选择很小，常常把歹徒和坏人招收入伍。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装备粗劣，毫无士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往往感到绝望，不少人哭了起来，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有些士兵表现不错，但更多的士兵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就逃跑了……”可见当时清军的无能。然而形势稍转，萧朝贵生命垂危，洪秀全等人又认定长沙城垣高固，一时难以攻破，便有了撤围的意思。在几次并未使出全力的攻坚之后，洪秀全不再一门心思地想要占据长沙了。岁末，萧朝贵久治不愈终于身故，太平军也从长沙撤围，转而攻破了南京，称之为“天京”。
左宗棠初到长沙，正是太平军围攻长沙甚急的时候。张亮基一会过左宗棠之后，便同胡林翼商议怎么安排“今亮”先生。胡林翼的建议是“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多年的相识让胡林翼对左宗棠是知根知底的：左宗棠自比武侯，素来自视甚高，又很爱面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的官阶太低，既发挥不好作用，又驳了面子；而刚一来就给个很高的官爵，就算别人不说，左宗棠也不会乐意接受这样的“恩惠”。既然“今亮”多年修习兵法、地理，那么就让他做诸葛孔明吧，先在中军帐里出谋划策，待有了功绩，再奏请朝廷，给赐个耐看的顶戴。于是，左宗棠就以幕宾身份来到张亮基麾下。
由于当时战事频发，又兼对外赔款，大清国府库空虚。然而一打仗就花钱如流水，当时长沙城别说给一线作战的军士发饷，就连那些坐在屋子里的官员都常常领不到俸银。左宗棠初来军中，衣食住行都很成问题。还是胡林翼，他自掏腰包，又带上张亮基的一点“意思”，在长沙司马桥给左宗棠买了一座宅子供其居住。这所宅子在几百年前是辛弃疾任湖南安抚使时的练兵故地，带有“古代名人”的气息，又因为宅前有些许花草竹物，很得左宗棠喜欢。由于左宗棠没有正式的官职，不能拿朝廷的禄银，胡林翼颇费了一番周折，从茶盐局下给左宗棠挂了个号，每个月支给三四十两银子，补给家用。早在湖南大灾那两年，胡林翼还在贵州做官，就常常派人送钱送粮接济左宗棠，因此从某些方面上说，胡林翼就是左宗棠人生的贵人。当后来胡林翼由于操劳过度而呕血死于军中之后，左宗棠在为这位好友兼知己撰写的祭文中写道：“岁比不登，盎无余粮。使来自黔，缄金贱我，欣欣度腊，返券举火。”
解决了后顾之忧后，左宗棠也就能更好地为张亮基出谋划策了。左宗棠刚到长沙城的时候，张亮基就听说左宗棠虽然才气四溢，但是为人固执，喜好独断专行，不爱让别人插手。于是，左宗棠刚来的时候，张亮基就明确表示，一应事务皆听由左宗棠处理，他自己决不掣肘。后来人们对张亮基这一决定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说他虽然才华一般，但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在起用左宗棠的事上，表现尤为突出。再后来左宗棠就一把手揽过了长沙城的大小事务，城防、军队、钱粮预算等杂七杂八的事都由他说了算，这样一来就常常架空了张亮基及其手下一大批官员。加上左宗棠自己脾气硬，身后又有张亮基撑腰，没有人敢和他叫板。事后太平军没能攻克长沙，与左宗棠日夜主持防务、军情是密不可分的。
前面也说过，太平军围长沙时候，官府缺银。军队发不了饷银，这是很可怕的事，闹不好就会发生军变，外事不宁，内乱再起，真就无药可救了。对此，左宗棠给出的主意是，向城中富户“借钱”。战争时期，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当年国父孙中山为了筹钱，印刷了各式各样的“国债券”，拿出去套购现金，所以左宗棠这种带有官僚意味的“借钱”，也是迫于时局。
当时长沙城中有名的富户有黄冕、孙观臣、贺瑗等。黄冕祖辈多在朝为官，自己早先在裕谦幕下办事，因为获罪免官，归家后下海经商，自是官商两通，财源广进，称长沙首富。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在长沙开馆收徒的时候，黄冕几个有名的儿子都曾拜左宗棠做先生，左宗棠这次“敲熟”，虽然有点不地道，但毕竟是为了国家大事。另外两人贺瑗开药店，孙观臣则是做绸缎生意的。
张亮基听从了这个建议，便设席宴请城中富豪。到场的人比较多，其中还有一个开酱菜园的老板，叫做欧阳兆雄。
席间张亮基面容忧郁愁苦，众人便都殷勤问候。张亮基借机提到太平军围城日久，情势不佳，而将士太过劳苦，军力疲乏，士气不振。仗不好打，关键就在于没钱发不起军饷，希望在座诸位能借点钱来，日后算上本息，一并奉还。欧阳兆雄便说：“长毛作乱，危害地方，大人殚精竭虑，夜不能寐，我虽然本小利薄，也应当尽一分薄力。”于是当下许诺借给张亮基一万两银子。其余诸人见了这个场面，也就都没有话好说了。这次借贷，总共得了十二万两银子，其中黄冕借出四万两，这为他以后官复原职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自然，欧阳兆雄的戏，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
除此之外，左宗棠还帮助张亮基平定了“周国虞”事件。这个周国虞是湖南浏阳县人氏，算起来也和江忠源比较像，都是搞团练的，只不过他这个人不像江忠源那样是举人出身，一脑门子的忠君爱国，他的祖人曾给青史留名的南明丞相史可法做过护卫，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带有反清复明的想法的。周国虞带的队伍称“征义堂”，人数上了两万，但由于周国虞本身没有很长远的政治眼光，“征义堂”的会众多是农民，战斗力不强。时不时受了富豪的欺负，脑门子一热，他们还会劫掠杀人。政府对这股势力早已密切关注。
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后，秘密派人联络周国虞，策动他进攻长沙。不幸的是，太平军的密使以及周国虞给太平军的密函都落入了浏阳团练总领王应苹的手里，后者随即向官府报告了这一情况。周国虞见事已泄露，便先发制人，带人突入县城，并声称自己与太平军并无联系。在此期间王应苹被周国虞的手下杀死，一些富户也遭到洗劫。事后王应苹的团丁纠合一处，要寻周国虞报仇，双方随即展开武斗，县令对此也无可奈何。
如何处理这件事让张亮基比较棘手。因为周国虞早先是打着协助政府平乱的旗号组团的，属于合法武装力量，而且征义堂有两万人，派兵征剿也还是很费力气的，稍不留神，还会给反咬一口，弄不好就要丢官坐牢，甚至丢了性命。于是左宗棠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以巡抚名义调派江忠源往剿。江忠源此时刚刚镇压了晏仲武起义，可以打着“追剿晏仲武余党”的旗号前往浏阳县。江忠源的队伍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都是久经沙场，加上江忠源采取了“分化政策”，征义堂最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没过多久，张亮基又被调任湖广总督，临行前邀请左宗棠一同前往。左宗棠虽然再三推辞，但还是耗不过张亮基苦言相劝，便同意前行。此时，张亮基也写本上折，表奏左宗棠守备长沙，平剿“征义堂”之功，为他争取了一个七品知县的官职，同时还“加同知之衔”。同知是知府的副手，虽然不是一把手，但地位比较高。左宗棠素来自负，但是对于这一职位还是接受了，这也是他从大清朝那里得到的第一个正式官职。然而看看身边的至交胡林翼，早在几年前就是四品知府大人了，而江忠源已经官至正三品的按察使，所以左宗棠脸上还是觉得很无光，但是短短三个月时间，就从一个举人升到朝廷七品命官，也还不错。因此，整体而言，左宗棠对于张亮基还是很感激的。
左宗棠随同张亮基到了武昌之后不久，太平军就攻破了南京，俘杀了钦差大臣陆建瀛，将军祥厚、都统霍隆武等人也兵败被杀。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决意引为都城，而后发兵西征北伐。咸丰皇帝毫无办法，虽然全国各地的暴动此起彼伏，他也只好将重心放到太平军这一块。短短半年时间里，左宗棠随同张亮基在武昌一带来回奔走，哪里军情告急就往哪里补，再往后张亮基被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就借机道别。一同离开的，还有另一位幕友王柏心。王柏心比左宗棠大十三岁，两人却交情甚好，还乡路上两人结伴而行，常常彻夜长谈，共论时局。王柏心在水利方面造诣很深，著有《导江三议》一书。左宗棠也深好水利漕运，因此两人彼此交流研讨，很是投缘。而这一点对左宗棠的影响也很大。
3.辅佐骆秉章，师爷竟比巡抚大
回到湖南后，左宗棠仍然隐居到白水洞。当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听说左宗棠返乡，非常兴奋，马上备下厚礼，亲自写下书信，派人去请左宗棠，如是再三，其意甚恭，然而都被左宗棠回绝了。左宗棠此时刚刚离开张亮基，太平军又风头正锐，清军累战不利，胜负难料，所以他决意退隐，因此就算骆秉章真心相邀，也没能将他再请出山来。
骆秉章知道江忠源与左宗棠两人守长沙时交情不错，合作默契，便让江忠源去请。江忠源也是比较了解左宗棠的脾气的，他知道如果骆秉章都请不动左宗棠，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加之军务繁忙，他就给郭嵩焘写了封信，让郭嵩焘来劝左宗棠。信中有一句“非为忠源而来，为天下而来也”。但即便是搬出了天下百姓，左宗棠也没有应允，只在自己的洞府中避乱。再往后，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相请，左宗棠一概不应。
然而，后来的事情却不似左宗棠预想的那么简单。本来左宗棠是想要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的，但是后来太平军连连取胜，湖南的大部分已经被太平军掌控，此时又传出风头说，左宗棠当年助张亮基守长沙的事，已经给太平军知道了，他们发下通缉令，要拿左宗棠寻仇。左宗棠闻知消息后十分吃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太平军真的进山搜捕，把他一家老小都带走，那可就是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因为据史料记载，当时太平军对于俘虏的态度很强硬，在攻占武昌时候，对投降、俘获的官军，他们都一律处死，只留下了少许几个开门迎降的官员当向导。并且太平军在攻克城池之后都要打开监狱，释放囚徒，很多地痞流氓也被放出来，他们头裹红巾，混在太平军队伍里胡作非为，为害一方。因此，在左宗棠看来，现在自己的处境是万分危险的。
没过多久，消息传来，江忠源守卫庐州，死战不退，举剑自刎未遂，投水而死。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震惊，因为江忠源不是一般的大清愚忠，这个人虽说放荡不羁，但很是仗义，也有忧国之心。对于那些为富不仁之徒，江忠源深为痛恨，认为是他们将贫苦的农民逼上了造反之路。在守备长沙的时候，江、左二人也通力合作，关系很是不错。这个时候看到好友身死军旅，让左宗棠在痛心之余又多了些愤怒。于是左宗棠先安排家眷迁到安化县内的辰山藏起来，自己去拜见骆秉章。左宗棠这次投靠骆秉章，也是时局所迫，而这次在骆秉章府上一待，就是六年。
初到长沙，左宗棠就遇到了影响未来中国五十年的大人物，当时助守长沙的曾国藩。曾氏比左宗棠年长一岁，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为人做官都信奉“隐忍”之术，十年之间升迁了七次，官运还是相当畅通的。咸丰二年曾国藩因为给母亲守丧，返归故里，正逢太平军举事，就应朝廷号召，组建了“湘军”，来长沙助守。
此时太平军已经攻下了靖港、湘潭两地，引为掎角之势，随时准备合围长沙。当时曾国藩的湘军刚刚组建，很多官员都对这支以书生、农民为主体的“非政府武装”嗤之以鼻，曾国藩自己也是书生气十足，没有任何实战经验。
在与众人商讨作战计划时，曾国藩问道：“靖港与湘潭，咱先攻哪一个？”
此时湘军陆军主力尚在外征战，于是多数人建议曾国藩取水路破靖港。左宗棠却说道：“湘潭是长沙的后路，先取湘潭，进可攻，退可守，即使长沙不保，也可以退守衡阳；而假如我们出兵靖港，一旦敌军前后夹击，恐怕就首尾不顾了。”
曾国藩还未拿定主意，著名湘军将领、后来被称做“中兴四名臣”之一的彭玉麟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于是曾国藩决定攻打湘潭。就在曾国藩尽遣主力前赴湘潭之时，又有当地乡绅向他建议取靖港，曾国藩也得到情报说靖港守军很少，要破不难。于是他又亲自率领战船，试图袭取靖港。
说来有趣，曾家世代读书，忠君报国之志深入骨髓，出征之前，曾国藩甚至偷偷写好了遗书。不想这封遗书让他的幕宾李元度和陈世杰看见了，这两人怕曾国藩出事，想要随军同行，看到曾国藩不答应，就让另一个幕宾章寿麟躲在曾国藩座船的后舱里，暗中保护曾国藩。后来的战局和左宗棠的预料差不多，曾国藩一到靖港就遭到了伏击，而他自己统领的战船损失殆尽。看到这一幕，曾国藩决意投河自杀，以示其忠。章寿麟见状立刻冲出来救人，并谎称“湘潭报捷”。曾国藩听了这样的话，心中转喜，就同章寿麟上了岸。上岸之后，曾国藩再细细一问，才知道自己给骗了，心中十分苦闷，继而又写下一封遗书。他四月二日败于靖港，就拟于四月四日自杀，中间还得安排、交接些许军中事务。巧的是四月三日夜间，果真传来湘潭捷报，一战击破太平军数万人。曾国藩又听了左宗棠“事尚可为”的劝解，自杀的念头方才作罢。
假如这里不是左宗棠点出先取湘潭，湘潭大捷恐怕就遥遥无期，曾国藩也说不准会自杀身亡，而他苦心组建的湘军也会随之瓦解。曾国藩一死，也就很难有后来的湘系、淮系，李鸿章也很难出头，那么中国随后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恐怕又会改写了。
湘潭大捷传到天子那里，咸丰皇帝龙颜大悦，对湘军重加褒奖，并给了曾国藩统调湖南文武官员的大权，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及其麾下湘军的地位。而靖港惨败，也在当时成了湘军机密，直到后来章寿麟作《铜官感旧图》，人们才知道了曾国藩的“投河”趣闻。
实际上，最初左宗棠到骆秉章帐下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他完全的信任，直到一年多后，骆秉章才真正将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也这样说道：“自居湘幕，骆文忠初犹未能尽信。”再往后，骆秉章对于左宗棠的信任达到了娇宠放任的地步，无论大小事务，只要左宗棠决定了，他就可以不过问。左宗棠批示的公文行书，拿去给他过目，他也不再查看。下属因为一些事情找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去问左宗棠，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就不行。”而左宗棠也是权高人胆大，什么事交到他手里他都敢干。由于自视才高，左宗棠在给别人的书信、文章里，最后的署字都不签自己的名字，而是“亮白”，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孔明再世”，可见，在骆秉章的宠信下，他完完全全是一把手的架势。
有一天，巡抚辕门放炮，骆秉章惊问何故。左右告诉他说，是左师爷发军报拜折。按规矩，向天子发重大奏折，是要鸣炮的，而这一仪式是需要巡抚来主持的。这类越俎代庖之事，在旁人眼里是大不敬的，但是对于左宗棠来说，却是稀松平常。这还不算，按照《清朝逸史》中的一个例子记载，骆秉章甚至连任命官员的职权都被左师爷剥夺了。文中说，骆秉章有一个小妾，两人很是亲密，有一天这个小妾跟骆秉章说想要给自己的兄弟谋个差事。骆秉章听后，面有难色地说：“这事是左师爷管呢，我不好向他开口。”可是那个小妾软磨硬泡，怎么说都不愿意。骆秉章只好说：“那就等哪天左师爷心情好了再说吧。”果然，见有一天左宗棠心情不错，骆秉章就趁机对他说：“咱这里有个小伙子，来了很久了，你看能不能把他安排一下。”见左宗棠没有搭理，他就只好又说：“实不相瞒，这是我的内弟，我也看过了，这个人很有点才华，为人小心谨慎，我考虑过，长沙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当中，靠关系走上来的也不少，我也就不避嫌了，想给他也安排个差事。”左宗棠微微一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我今天高兴，咱们喝几杯吧。”骆秉章命人上酒，左宗棠连饮三杯之后，突然起身告辞，准备回家种地。骆秉章见状大惊，连忙拦住，左宗棠对他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咱就不用多说了。”骆秉章知道自己刚才说错了话，连忙说：“我内弟的事就放下吧，我对你是倾心相任，从善如流，天人共鉴，千万不要为了一时误会甩手而去，以后这样的事，我不向你提就是了。”左宗棠这才作罢。因此有人就讥讽说“湖南是幕友当权，捐班用命。”这是因为左宗棠有过花钱买秀才的历史。还有人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都御史”主要的职责是劾举官员，这是对左宗棠性格憨直偏激的戏言。
不久，入湘的太平军由于损失较大而由攻转守，当湘军攻破岳州的时候，太平军从湖南撤军，左宗棠也和曾国藩一同密谋出省作战，这期间，两人真是无一日不见面，无一事不相商。最后，曾国藩率部奔袭湖北，左宗棠就在湖南为他筹措粮饷，补给军用。因为对于地方团练而言，军士自招，将领自选，花费也是自负。曾国藩当时办团练，靠的就是当地富豪财团的资助以及他自己的人脉关系。这时湘军在朝中有了名气，且越办越大，花费也是相当大的。朝廷曾有意让地方政府给湘军输饷，但到最后这却成了一纸空文，曾国藩在江西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连续两任的巡抚陈启迈、文俊都只把湘军当成额外负担，处处刁难，不肯输饷。好在左宗棠在湖南也是吐口唾沫砸个坑的人物，曾国藩缺钱，左宗棠就在后方提供支持。曾国藩取得湘淮大捷之后，引起了太平天国的重视，能征善战的翼王石达开奉命御敌。两军在号称“七省通衢、三江门户”的湖口展开了激战，最后的结果是太平军烧毁了曾国藩的几乎全部战船，湘军陆战主将塔齐布呕血身亡，湘军损失惨重，再加上部分地方势力的排挤打压，令曾国藩焦头烂额。
万幸的是，这个时候石达开被调去进攻江南大营，曾国藩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左宗棠也在这个时候于湖南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去江西援助曾国藩，并安排粮饷送抵江西。在左宗棠的帮助下，湘军才得以续命扬威。对此，曾国藩满怀感激，又为左宗棠在皇帝那里请了一个“兵部郎中”的官衔，并赏戴花翎。一般是要五品以上的武官和巡抚提督一类的大员才有资格佩戴花翎，朝廷给个花翎，无疑显示出了对左宗棠的肯定。这样，左宗棠在朝中的名声也渐渐地传开了。
4.惹毛总兵樊燮，捅了马蜂窝
正当左宗棠的事业稳步向前的时候，他偏激憨直的性格差点要了他的命。在左宗棠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左宗棠出生当晚，左宗棠的祖母杨氏夜梦一仙人坠于院内，自称牵牛之星。随后不过几时，左宗棠呱呱坠地，便有了牵牛星下凡一说。这样的话当然是老年人用来哄小孩的，然而左宗棠却是真的常常以“牛”自居。因为牛憨直实在，性子又倔，这点和左宗棠颇为相似。
左宗棠在家中排行老三，当上大官之后，有一次，几个老家的乡党带着小孩来探望他。因为左宗棠是个将军肚，他便问客人们说：“你们猜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老乡们羡慕地说：“是些个鱼肉海鲜什么的吧。”左宗棠摇摇头说：“不对，装的是绝大经纶。”众人一听，啧啧称赞：“这把个金轮吞掉了，真是可惜啊。”左宗棠又问左右：“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什么？”有人说是十万甲兵，有人说是满腹文章，可是大家一个劲地拍，这个马屁还是拍不响。最后，一个小卒蹦出一句：“老爷肚子里装的都是牛绊筋！”这下左宗棠拍案大笑，正中其意。原来湖南人将一种牛吃的草称做牛绊筋，左宗棠喜欢牛，也常对外称自己是“牵牛星转世”，这就是“谀辞不赏，贬语得欢”的典故。
左宗棠喜欢牛，性子里也多带了些牛脾气。所以常常因此得罪了很多人。胡林翼就曾这样评价他：“过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有几个流传已久的段子，也可以稍作佐证。
话说左宗棠恃才傲物，又骄狂自负，自比武侯，即常常把自己比做诸葛亮，还放言“今亮”必胜“古亮”，狂妄之心溢于言表。有一回和下属林寿图谈到诸葛亮时，左宗棠大赞孔明如何料事如神，决胜千里之外，说得天花乱坠，口沫飞溅。林寿图就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左宗棠听了很高兴，又继续说现在好些人也都把自己比做诸葛亮，真是不自量力，自取其辱，林寿图又趁机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一句话，把正在自吹自擂的左宗棠噎了个半死。
左宗棠性格刚强，对人说话也很不客气。有一次和他发生矛盾的，是一个二品武官，名叫樊燮。说起来樊燮也还是很有来头的，不仅官位很高，还和湖广总督官文有姻亲关系。那么官文又是什么人呢？此人系旗人，长于军人世家，朝廷对于越来越强大的汉族官员渐渐不放心了，就派这个旗人总督湖广，也“照看”一下当地的汉人官员。所以朝廷对官文的信任是高于普通官员的。
左宗棠初次和樊燮发生争执是在骆秉章的府上。当时朝廷调樊燮领兵赴川，于是樊燮就到骆秉章府上辞行。见到巡抚大人之后，樊燮施礼请安，却没有问一旁的左宗棠。左宗棠素来好面子，当下就脸色一沉，大声喝问道：“本省武官，无论大小，见了我都要请安，你怎么还站着？”樊燮先是一愣，继而不由得勃然变色，说道：“我是朝廷总兵，官居二品，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武官给一个师爷请安的！”左宗棠顿时感到颜面尽失，断然呵斥了一句：“王八蛋，滚出去！”愤愤之余，还有要动武的意思。这算做是两人矛盾的初始。
这个樊燮平日里也是作威作福，作为武官，他出门不骑马，坐轿子舒服，他就指着八人抬的大轿到处跑，即便是阅兵，他都是坐在轿子里看。樊燮生得肥胖，体重快二百五十斤了，所以永州城百姓都知道有这样一号人物，顺着就给了他一句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这樊燮不单单犯了武将不坐轿的禁令，还私自抽调士兵去自己家做杂役，因为他自己喜好些花草，他就派这些军人去给自家锄草浇水，甚至连家中小妾的衣服都是这些军士给洗。
看看当时的长沙，原本就非常贫苦，樊燮这样做就相当于找了些免费奴婢，给自己节省下了一大笔钱。再加上他时常克扣军人粮饷，中饱私囊，因此在当地名声极差。永州知府黄文琛曾多次上告他，但是本子一到了官文那里就被压下来，如同石沉大海。
左宗棠在长沙，原本就为府库钱粮忙得寝食难安，他翻开卷宗，细细查看后，发现仅挪用官银一项，樊燮就占了九百多两，铜钱三千三百余串，官米粮物，损失更多。左宗棠勃然大怒，立即拿着卷宗找到骆秉章，后者签了押，上疏弹劾樊燮。
还是骆秉章的资格老，他的本子直抵京城，皇帝下旨先将樊燮撤职查办，押赴长沙审理，一待查清，再行处置。这下樊燮有些慌了，连忙找亲信商议对策，并找到了湖广总督官文帮忙。另外，他还向都察院写本子，说永州知府黄文琛同左宗棠诬告他。恰好湖南布政使文格也对左宗棠平日里专横独断、狂妄自大的性格很不满意，于是就在暗里帮助樊燮。布政使属于从二品，官也不小。当下官文等人就抛下樊燮的罪行不管，单单上告左宗棠，在折子里说左宗棠是“劣幕”，湖南巡抚衙门“一印两用”。前一个“劣幕”矛头直指左宗棠，后一个“一印两用”则是要扳倒以骆秉章为首的、湖南以新兴汉人为代表的官僚势力。
自咸丰皇帝登基以来，国力日渐衰落，全国各地战火不断，八旗军节节败退，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起用了一批汉族官员。然而咸丰皇帝对于这些汉人又不能完全信任，于是产生了一种既依赖又防范的心理。
不单单是天子，各地的满族官员对于汉官也是处处排挤压制，当年曾国藩办湘军搞团练，率军到江西镇压太平军，江西巡抚文俊却把他视为负担，非但拒绝提供粮饷，还以粮草为诱饵，让湘军悍将毕金科攻打防范森严的景德镇，致使毕金科死于非命，令曾国藩损失了一员大将。文俊之子霍隆武是在同太平军的战斗中被打死的，但即便如此，身为旗人，文俊依然对帮他“剿寇”、“报仇”的曾国藩很不友好，处处刁难。清末统治阶级间的满汉对立，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咸丰皇帝有些紧张了，官文是他安插到长江流域的耳目，并且这些参左宗棠的是“自己旗人”，于是偏向哪一方，在咸丰心里早就有了数：左宗棠仅仅是一个举人，以一个师爷身份就在湖南说一不二，这祖宗传下来的百年基业眼看就要这帮汉人说了算了。想到这里，他马上给官文下了一道密旨，说只要左宗棠有些违法之事，就可以就地处死。
5.穿女衣的樊家后人
万幸的是，这道密旨走漏了风声，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一面上书力保左宗棠，又一面派人火速入京，寻求在朝为官的郭嵩焘的帮忙。
郭嵩焘此时在翰林院任职，闻知消息，马上找到了肃顺。肃顺本是清朝皇族，但却很有远见，常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可见这个肃顺对汉人还是很尊重的，也愿意起用汉人当中的有识之士。当下肃顺就告诉郭嵩焘，让他请人给天子写奏折，自己再趁机作保。郭嵩焘与肃顺的家庭教师王脬运商议之后，决定请与翁同龢齐名的潘祖荫执笔，上疏求情。
潘祖荫是探花出身，才华横溢，且世代在朝为官，祖父潘世恩官拜太傅，父亲潘曾绶官至内阁侍读，潘祖荫当年的举人身份都是其祖父八十大寿，道光帝一高兴给赏的，由此可见潘家很受皇帝信任。
事实证明，郭嵩焘这次还真是找对了人。潘祖荫给皇帝写的这封奏折，不但保住了左宗棠，还让左氏的名气在朝中传开，而他自己也因为这道奏折名扬天下，风骚一时。
潘祖荫在奏折中说，湖南之所以在平乱方面做得很好，还驰援四方，是因为当局领导调度有方，而骆秉章之所以调度有方，实际上是左宗棠在一旁出谋划策，这点天下人都是了解的。只是左宗棠为人疾恶如仇，又憨直自负，因此就有些宵小之徒，恶语中伤，总督官文也被流言蒙蔽，才上疏参他。左宗棠实在是国家才子，弃之可惜。
整篇奏折言辞恳切，咸丰读了之后不禁有点心动了，尤其其中一句“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让他越发觉得该留下左宗棠。这个时候，胡林翼上折保奏，称左宗棠“精熟方舆，晓畅兵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曾国藩也上折称左宗棠善晓兵机，才华远胜自己，恳请皇帝加授左氏巡抚之职，让他掌管湘湖局面，这样才能早一天荡平太平军。肃顺也趁机向皇帝进言，说左宗棠“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骆秉章连连上折，一面为左宗棠表功，一面弹劾樊燮，为左宗棠辩护。这样一来，主告官文也开始动摇了，他不想因此得罪了整个湘湖的官僚势力，于是上折撤销了左宗棠的案子。
看到诸多高官为一个湘府幕宾争相保奏，咸丰也坐不住了，他早先也多少见到过一些给左宗棠请功的奏折，只是没想到此人能力这么大，于是咸丰皇帝觉得有必要对左宗棠进行一点深入了解。故此他专门召见了郭嵩焘，详细询问了左宗棠的才学人品，以及对朝廷的忠诚度等。
咸丰说：“这左宗棠似乎不大热心为朝廷办事啊。”郭嵩焘赶紧说：“哪里哪里，左宗棠这个人，性情刚烈，与世人不合。就算在湖南，也只是和骆秉章大人性情相投，所以不是他不热心，实在是个人秉性使然啊。”咸丰帝又问：“那左宗棠才华如何？”郭嵩焘赶紧回答说：“才华极大，还没碰到他解决不了的事，比才华更要紧的是，这人人品更为出色。”两人又说到了左宗棠的年龄，咸丰觉得左宗棠年龄也不小了，就让郭嵩焘劝左宗棠“莫自己糟蹋”。
再说左宗棠被参了一本之后，心中愤愤不平，坚持向骆秉章辞行，要去参加当年的会试。以当时左宗棠的情况，他要进京，弄不好就会把命给丢了，众人苦苦相劝，但左宗棠倔牛脾气一发，谁也挡不住，只能任由他离开长沙。回到老家后，左宗棠拜祭过祖宗先人，便徘徊北上，行到襄阳的时候，老友王柏心亲书来劝，胡林翼又写信吩咐襄阳道员毛鸿宾拦下左宗棠，不要让他上京。左宗棠看到胡、王的书信之后，心里稍稍冷静了下来，暂时罢去了入京的念头，转而去了胡林翼的军营，在那里暂且住下。过了一段时间，左宗棠又去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见到左宗棠之后，曾国藩劝左宗棠招募乡勇，同力抗击太平军。这个时候，咸丰的圣旨下来了，皇帝认定左宗棠无罪，命他为“四品京堂候补”，并随同曾国藩处理军务。“京堂”是个衙门的长官，虽然只是候补，但也还是很有盼头的，而且左宗棠起先属于被密旨处死的犯人，赢得这样的一个结果算是不错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左宗棠开始招募军队，自己带领，终于结束了自己多年的幕宾身份，真正地走上了第一线，成为了清朝后期的一大支柱。这一年是1859年，左宗棠已经年近半百了。
再回头看樊燮。左宗棠被封四品京堂候补的同时，樊燮被革职查办，永不录用。他只好携家带口，回到老家湖北恩施。在这里，他在正屋的侧面修了一间双层角楼，把左宗棠骂他的“王八蛋，滚出去”几个字刻写在一块木板上，放到祖宗牌位旁边，称为“洗辱牌”。他还花重金聘请先生，把两个儿子关到角楼里去，要他们发奋读书。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儿子们穿上女人衣服，立下规矩：中秀才，可以脱掉女装外衣；中举人，脱掉女装内衣；中进士，焚洗辱牌，并告慰祖宗先灵。直到抗战初期，史学家刘禹生到樊燮故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樊家壁楼上，分明写着“左宗棠可杀”五个字。
也难怪樊燮要如此愤恨，当时左宗棠只不过是一个师爷，比他这个武人多读了一点书，就对他“肆加侮辱”，而且左宗棠的学问，在樊燮眼里看起来也不过是个“举人”，所以堂堂总兵大人，受一个举人的气，实在让樊燮颜面无存。他的儿子也还果然争气，大儿子不幸早逝，二儿子樊增祥就发奋苦读，一路考秀才，得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入张之洞幕下办事，最后官至权署两江总督，晚年的时候，还给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做过文词老师，帮他修曲填词。
总之，左宗棠不似曾国藩那般谨小慎微，而其自负、憨直的性格也是他真正从晚清诸多能人志士中脱颖而出的推动因素，如果不是惹急了樊燮，樊燮也不会到皇帝那里告他一状，樊燮不告他，咸丰也就不会知道湖南还有一个“一印两用”的左师爷，也就不会听众人的劝谏擢用左宗棠，那么左宗棠或许还在安稳地当他的幕宾，就不会一夜间闻名天下，迅速上位。但是，到了后来，左宗棠也正是因为自己口无遮拦，开罪了慈禧，被撵出了京城，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