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持续了200多年。在此之前，是漫长的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经济历史。如果以一种冷静的心情和历史的眼光去认识，我们会发现，农业经济最终的成果只是解决了人类由依靠狩猎生存到依靠农业和养殖业生存的问题。正因如此，除去阶级的对立，农业经济时代没有太多的资源浪费，交易贸易等经济活动也都有序地进行着。在那个时代，人们必须学会控制或者从心里就不产生除基本生存以外的其他物质欲望。政治、资本和技术条件都不支持人类这样的奢求。虽然王公贵族、乡绅财主可以拥有绫罗绸缎、金银财宝，但一来这部分人群数量稀少，二来他们还只能够采取最原始的掠夺方式：以暴力实现对他人劳动价值的占有。所以，我们后来习惯把那个时代的财富分配方式理解为“野蛮”。
而持续200多年的工业经济又是怎样一段历史呢？纺织、冶炼、蒸汽机、照明等一系列技术发明使人们看到了更好的生活希望。从欧洲到美国，从美国到日本，田野变成了工厂。用资本购买技术；用资本兴建厂房用资本购买原材料和设备；用资本雇用农民，并把他们变成熟练的生产工人。然后，从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工厂投资人就从这样的循环反复中集聚了更多资本。马克思把它定义为剩余价值。
应当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进程都是平稳的。从全球范围的需求与供应来看，两者之间也是基本平衡的。消费欲望基本控制在功能性的物质需求层面。同一产品的技术更新速度平缓，供应商也没有太多，因此也不易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理性，一台电视机最少也会使用五六年以上。国与国之间的市场保持一定的封闭度。即使像美国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其多种产品的主要市场仍旧在美国。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很多要通过两国政府来完成。
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除规模较小的零星工业外，我国还基本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组织尽管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但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有活干以及人们基本的温饱需求。当然，一个低效率的农业国家无法摆脱贫穷。中国全面加快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举国行动是以改革开放为号角的。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工业品由十分短缺到比较短缺的时期。这为我们加速经济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人口大国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又为我们准备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中国在农村实施了自由经济的包产到户。制度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然后，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创建了原始的工厂，用很低的成本生产出粗劣的产品以供应城市。当时，我们把这些工厂称之为乡镇企业。如今还存在的知名企业万向集团、康奈集团都经历过那个阶段。同时，为提高生产效率，大部分国有企业实施了厂长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今天的海尔、海信经历过这一变化。我们还鼓励一些已有工作的人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今天的联想、娃哈哈便是这样创办起来的。最后，政府极力倡导因为各类原因没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成为个体户或创办公司。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业的。总之，政府采取了能够想到的各种办法让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而发起了全民参与的推动工业发展的运动。这还不够，我们还缺乏资金与技术。于是，政府便开放一部分市场给外国公司，使得它们愿意到中国办厂。摩托罗拉、大众汽车、奥的斯等，都是在那一时期进入中国的……由此，全球工业经济市场除去传统的欧洲、美国、日本，随后又增加了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再之后是增加了中国大陆。中国的工业崛起并未给全球市场带来所谓的“中国威胁”，因为我们同时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使得全球工业经济又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转折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工业产品实现供需平衡之后，发达国家及一些大企业开始疯狂进行替代产品和新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更新、产品替代出现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产品寿命不断缩短。而发达国家和大企业也得以利用这样的竞争来保持自己长期的高额利润。无可否认的是，技术的进步充分改变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和工作效率，也为这些发达国家和大企业赚取了巨额财富。但是，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寿命的缩短、产品同质化之后必然产生的价格恶性竞争、巨大生产制造能力产生的商品过剩与库存所导致的资源浪费等。新技术的财富效应使企业陷入一种疯狂。而那些处于追随状态的弱势企业也需要生存，于是它们只能拼命压缩成本，生产功能相似的低端产品，以低廉的价格与巨人企业搏斗。所有这些竞争都是围绕产品价值来进行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过剩。从某种角度上说，工业经济时代始于追求产品价值，而它的结束也以产品过剩为标志。因为，竞争也使得产品价值所对应的企业的商业价值同步减弱。你不能没有产品，但你仅仅拥有产品也很难有良好的竞争力。
第二个问题发生在消费者层面。当工业经济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人们有钱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京，富人的标准是拥有存款1万元人民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标准要提高到50万元人民币了。而今天，这个标准也许是500万元人民币。人们有钱之后，要么是提高消费需求的标准，要么就是非理性消费。北京的普通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使用一部手机超过1年时间，也没有多少家庭会使用一台电视机超过5年。北京市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香港市民，也超过东京市民。北京五星级写字楼里随处可见挎着LV背包的女性白领，而且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圣诞节时我在香港陪太太逛街，见LV专卖店打折促销，门口排成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尾，绝大多数人来自大陆。大陆的女性把这种行动称为“扫货”。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新技术的推动，使得人们有钱了，使得政府有钱了。但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流动性过剩。产品过剩了，钱也过剩了，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就提高了。人们不再满足于纯粹的物质要求。也因此，以提供产品价值为根本任务的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
最后一个问题是由经济自由化与全球一体化引起的，这是工业经济进入后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实质在于突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屏障，把人类共有的资源通过新的游戏规则进行全球性的分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再通过战争来解决资源占有。发达国家以其技术和资本当仁不让地占有了更多。在日本横滨港口，我们可以看到面积数倍于天安门广场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停满了等待装船的轿车。这些将销往俄罗斯、泰国的二手车绝大多数车龄不超过三年。在日本，新车价格是十分便宜的。国民在购买新车后的第三年开始需要到政府部门作车辆年检，并且，每次年检需缴纳的费用很高。于是，很多年轻的日本人就会不断卖掉需要开始年检的旧车，然后再买一辆新车。一卖一买也无须补多少钱。这是日本的逻辑。它用自己的工业品从全世界换回自己需要的资源。美国的逻辑呢？美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金融地位，像吸星大法一样不断地把全球财富都吸纳进本国。同时，它还控制能源。而产品方面，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微软与英特尔就明白了。它们为这个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同时，它们也牵着所有消费者的鼻子，不断缩短每一台个人计算机的寿命，几乎要让个人计算机变成快速消费品。在不断贡献着科技进步的同时，它们也财源滚滚。
产品过剩，资金过剩，工业经济王朝的倒塌只差最后临门一脚。而金融危机也许就是这一脚。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是触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金融危机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逼迫着人类社会在这个时间节点重新想象未来的经济发展。也许，这就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全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时代结束了，必将是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在下一个时代里，产品当然还会有价值。但是，至少对于一家好公司来说，产品价值将成为次要的价值。尽管我们依然要把产品做到尽可能好。人类需要什么？消费者需要什么？想一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答案都在其中。那么，下一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呢？中国企业将往何处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