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性善与性恶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荀子以“人之生也固小人”作为性恶论的倡导者，认为，仁义是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作为性善论的倡导者，孟子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所以，孟子主张实行仁政。流传了近千年的《三字经》，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教育蒙童向善向学，是主张性善的典型文本，也是传统中国的主导意识，对中国民间的影响可谓至深。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老百姓对于忠君、孝悌、友爱等伦理要求极高，老百姓心中敬慕的大都是忠君爱国的英雄、孝敬父母友爱弟兄的贤者以及讲义气重友情的侠客，除了爱情传奇大多数的民间讲说都是关于上述英雄、贤者、侠客的传奇，可见“人之初，性本善”的深入人心。这样说来，性恶论是否就没有市场了呢？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是建立在他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的基础上的，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尧禹都是后天修为养成的，不是天生的，所以道德教育对于人是必须的、具有强制养成的效果。在荀子的基础上，法家毫不隐晦地承认利己、承认恶，强调国家秩序。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凡是成功的统治往往都是外儒而内法，没有法家精神封建王朝无法建立长久的统治，统治者一方面倡导忠君、孝悌观念教化人心，另一方面又有完备的国家机器贯彻法家的治国理念以稳定统治，从内部监督角度看，所有朝代监察院、御史台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君主、官僚、贵族、有权力的人的利益才能被维护，而老百姓、被统治者往往成为性恶的假定对象，被统治盘剥。法家文化实际上在传统中国中是一种精英意识，中国的皇权制是上阶位对下阶位权力的纵向制约，习惯了这种统治模式的中国老百姓在自身权力得不到伸张时，往往就盼望明君与青天大老爷式的官员，包拯的故事之所以妇孺皆知就是因为这种统治模式的长久沿袭。孟子的性善论理实际上多数起到的只是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而不是统治理念，儒家理想的“仁政”如果不辅之以法家的峻法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而只有严刑峻法的社会也是行不通的，很快就会官逼民反，昌明的社会“仁政”应该是主体，中国老百姓对于有道明君的歌颂与期盼也是不遗余力的，中国戏曲中这样的传说很多，“仁政”是封建社会的理想状态，建基于性善论的观念上。所以，性善与性恶实在是两个不能分开的理论。性善也好、性恶也罢，只是对人本性的一种推测，人本性的善与恶是个伦理学意义上的问题，对于管理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两者看似不同实际上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所以，就有了善恶互补的观念。这个观念，实在令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丰富而又鲜活了起来。一部叙事作品如果没有忠奸的对立、善恶的交锋、人性中的“小人”与“君子”的较量，读者或观众就不买账。有岳飞的精忠报国就必然有秦桧的卖国求荣，有里巷才人的报效国家就有贾似道的奸邪无道，有白娘子对爱情的忠贞就有法海的棒打鸳鸯，善与恶的对立斗争构成了戏曲故事与民间讲唱的华彩篇章。即使到了现在，孩子们听故事时首先问到的还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人心的向善、向美实在是孩子们都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应该是主流。承认这点，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应该给予善以力量，给予美以道义，这才是文艺的本然。只是，善与恶的观念是相对的、发展的，封建时代的善的观念到了当下已经是不善与不美，比如愚忠与愚孝，在当下都是应该弃之的落后观念，而社会文明的进步，西方理念的影响已经使现代社会有了新的价值系统，作为合格的现代人什么是应该取的合理规约也是在社会的前进中不断认识并形成的，面对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文艺作品如果还想深入到读者内心，就应该研究当下社会发展对于人性的影响，包括人性中善恶观念的新质素与发展的潜力，这是摆在文艺家面前的新课题。只有发现这种新质素并合理地加以表现，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不落后与时代并影响人心。而做到这点，难度实在很大，既需要天赋、又需要知识还需要实践。现代社会对于文艺家的要求实在是越来越高了。不管怎样，往前走才能有新的好的作品，有志气的文艺家勇敢地投身于实践吧。
7、喜新厌旧
女人的天性是喜欢买衣服的，不管有了多少衣服还是要买新的，这是多数女性的共同心理。有句俗语说：女人的衣橱里总是少件衣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对于年轻人来说，喜欢更换手机也是他们的新天性，现在的都市青年一年更换一部手机已经成了常态。而对于富豪来说，频繁更换豪车也成了他们的爱好，据报载，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七八成新的宾利、法拉利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只开了几天的豪车等待出售，因为富豪们换新车的频率太快了。这些现象，说的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即人的天性中确实有喜新厌旧的成分。而如今的商家正是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推出五花八门的产品，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新包装已经令消费者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而所谓百年老店，如果不适应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再老的牌子也会被市场淘汰。数码技术普及以后，以生产胶卷而闻名的柯达公司已经申请破产保护。而以制造技术精良闻名的德国莱卡相机也频频传出财务危机。大众消费心理的从众与求新是无法改变的，商家如果想赚取利润就只能适应大众心理。当然，莱卡相机已经成为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也是不争的事实，一种需求消失了，另一种需求又出现了，但收藏市场只是小众流行的买卖，作为大众消费的主流，老式手动相机以及胶卷冲印的确已经从大众的消费视野中消失了。所以，求新求胜是商家赢得利润的根本，现在，一个产品成为消费主流后，很快就面临被模仿以及被更新的产品淘汰的问题。技术的一个个突破，对于消费者是好事，但对于那些反应稍微迟缓一些的商家未必是好事，因为他们很快就面临出局的威胁。说到文艺界，是否也面临着喜新厌旧的读者或观众的挑剔呢？道理相同又有区别。现代读者与观众是吃遍了各种文艺大餐与风味小吃的新一代，如果不只想把自己的读者群定位于渐与时代潮流隔绝的高龄读者观众的话，捕捉新的读者心理是必须的课程，当然，并不是说创作者一定俯就读者观众的阅读心理，但如果与时代读者观众的阅读期待相差太大，也是很难赢得受众的。一个作品，内容上的新内涵是时代的表征，谁抓住了时代最新生活元素谁也就代表了大众流行的最新潮流，电影《非诚勿扰》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电影集聚了城市小资青年的最新生活理念，代表了当下年轻人的新追求，很容易为年轻人接受。但是，文艺作品并不是流行的就是经典的、能够流传的，时尚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一个时代精神脉动的东西。对于严肃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如何抓住时代的精神脉动才是最重要的创作取向。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新因素新变化，文艺作品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时代因素的话肯定是陈旧的、落后的，但是如果严肃的文艺作品只有时尚没有对时代精神脉动的深处的思考也是流传不下去或者说没有艺术价值的，而这也是创作最难的地方，是考验作家艺术家智慧与创作能力的关键。并不是人人都能写出代表一个时代的群体精神脉动的作品的，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严肃的作家艺术家以个人的智慧观察时代、深入时代、以自己的眼光与笔力表现时代。只有积极地去生活、严肃地去创作，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变化中感受人们的心理状态并努力表现它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才能不被喜新厌旧的读着观众鄙弃。
8、正义与邪恶如何评判
很多西方影视作品都在反复表现一个主题，就是正义战胜邪恶，好人赢得好运。这样的主题表达的是人类一种普遍心理诉求，好人应该有好报、英雄应该有好运、正义应该永远畅行。而在现实的层面，很多时候正义战胜邪恶的道路其实很曲折，有的时候英雄折戟、正义力量被邪恶势力打压、各种走向成功的道路遭堵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文艺作品多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呢？因为文艺作品除了部分写实题材多数是虚构的叙事作品，它所要表达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诉求、一种美好愿望，不一定是现实中的真实结局，虚构就成了文艺作品具有美的价值的重要元素。可是，如果反过来说，正义一定是虚构、现实皆由邪恶构成，则一定是说不通的，即使在真实的世界中，正义战胜邪恶也应是常态，否则，社会就无法维系，文明就不能进步。这里的意思，只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中可能有曲折，也不乏时有的挫折，但终究，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正义之所以是正义，是因为正义是人类的良知、正义是理想的坚守、正义是社会道义的实现，正义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正面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价值参照。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心中很有正义感，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人心中的价值参照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善意的。只是，人类心灵探索的深度与复杂告诉我们，人类心灵往往是很脆弱、有时也很肤浅的，邪恶力量有时不光浸染恶魔的灵魂，有时普通的善良人们心中也难免被邪恶力量裹挟、做出有悖良心的事情。这就给了文艺作品写不尽的题材与话题，毕竟文艺是探索人心的重要方式，不是数学计算和方程式，探索人心的难度其实在于人性总是在可知与不可知、善与恶、情与理、真与伪、美与丑之间徘徊，作为文艺家要表现的就是人类心灵的复杂与奥妙、各种情感以及灵与欲混合交织的动态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正义力量应该是占上风的，否则人类会将自己放逐于地狱，而如果只有正义力量没有这个动态过程，那么文艺作品也就成了干巴巴的数学公式没有人性的复杂美了。正义的复杂性还在于定义与理解正义的难度。我们说某种做法或某种概念是正义的，往往就意味着我们对其他做法或概念已经有了排拒心理，而这些所谓非正义的做法或概念其实未必就没有合理的因素，而正义的定义本身就有某种权力因素、就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比如，我们以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为例，当时整个的时代氛围，是以国家权力的方式定义“集体公社”和“大炼钢铁”是正义的，以致全民在这种国家正义的驱使下，以为进入了共产主义，疯狂地浪费集体的粮食，砸锅卖铁地去建土法钢炉，结果是炼出一个个废铁坨，集体的粮食也很快被浪费掉人们陷入了集体饥荒饿死很多人。这种荒谬的做法被作为国家权力推出之始，也是被当做正义力量看待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正义的定义其实是有难度的、也是有局限的，这就是正义定义的时代性。比如，片面追求GDP 时代，我们追求了造纸厂的一卷卷白纸，而没有看到一片片被砍伐的森林和一个个被污染的河湖。以文艺创作来说，当年对人性至纯至高追求时所塑造的一个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今天看来未必不是一种荒唐。这些做法以个人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应该是可以存在的，但可怕的是，如果以国家权力的方式来全面推行的话，造成的结果有时就不能不是一种悲剧。所以，正义与邪恶之间有时确实很难区分，文艺作品如果还想有生命力的话，就不能不考虑到定义的标准与评价的尺度本身是否是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在正义与邪恶之间，我们更应重视的是尺度与标准以及它们的时代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是有历史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