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搞手表收藏的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从一个人戴的表，你大致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份。如果他戴的是劳力士，甭问，这人肯定是个暴发户。如果戴的是浪琴，那他一定是个学者。”这话也许有点儿绝对，但我仍然赞同他的观点，因为这与我从周遭观察到的现象相当吻合。
然而，当他从包里摸出一块早年的劳力士女表时，却顿时令我眼前一亮。这是一块玫瑰金材质的女表，表盘很大、盘面压花、蓝刚指针，文雅中透着古朴。我完全无法想象，劳力士竟然出过这么有气质的手表，更无法将这块表与脑海中现在的劳力士表相挂钩。但这位朋友却告诉我，这还不算劳力士最漂亮的表，在他看来，20世纪中叶劳力士推出的“精确”系列，那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手表。对劳力士表，竟然可以用“美”字来形容，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而当他谈起劳力士支持体育，尤其是登山事业的一贯慷慨时，更是推崇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同一个品牌竟会有如此两极的评价，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其实，外界的看法与本身的实质常有明显落差，此种状况也是所在多有、见怪不怪的。但我想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左右着我们这些“外界”，使我们对一个品牌或企业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参加过的一次登喜路推广活动。活动地点选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主题是骑士之旅，活动的标志是一只不时喷射火焰并发出低吼的机械怪兽。来宾刚一下车，就有黑衣男冲到面前表演喷火特技。几辆停在院中的哈雷重型机车发出爆裂般的马达轰鸣，黑色铸铁楼梯上三三两两地站着年轻男模，身穿收腰紧身的条绒西装或平绒猎装，还请来著名摇滚歌手助兴演出……如此这般，似乎就是要改变登喜路的老派形象，走出一条青春路线。
其编排不可谓不够有创意，其创意不可谓不年轻。但不知怎的，就是让人感觉少了些时下派对中常有的那股子疯劲儿，现场似乎有种无形的东西在感染着大家，令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轻声慢语，与主办者刻意营造出的火爆氛围完全搭不起来。
开始我也不得其解，可当我看到模特全身上下那搭配考究、风格内敛、色调沉静的装束时，看到请柬上早年英国摩托骑士的剪影时，看到那几部重型机车的车主都是50来岁的老顽主时，我终于明白那无形的东西来自哪里了。它就来自我们的记忆，来自我们对登喜路过往形象的记忆，我们对登喜路传统的英式形象记忆实在太强烈了！就是这个“形象记忆”形成了我们对它的一贯看法，尽管这并不符合登喜路的现实追求。
对劳力士的看法同样与我们的“形象记忆”有关。
在瑞士表中地位并不顶尖的劳力士，却在中国拥有最高的知名度，这与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有关。在贫穷封闭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劳力士金表曾是中国人唯一知晓的奢侈物件儿，它成了我们想象“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唯一参照物，也是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唯一连接点。关于“金劳”的种种传奇故事被添油加醋、难辨真假地在民间流传，这几乎成为现今4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共同记忆。对这代人来说，“劳力士”已不再单纯是个手表牌子，而是所有奢侈品的代表，是奢华生活的象征物，这便是我们对劳力士的“形象记忆”。
然而，这个记忆其实有点儿虚幻，当中缺乏具体内容，因为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有机会见到劳力士，关于它的种种，大多是口耳相传的描述加上不得要领的想象。当然也有例外，我那位玩表的朋友就是例外之一，他不仅有当年的劳力士，甚至还有更早的古董款，他的记忆当然不虚幻。可是，为何他对新旧劳力士的评价如此两极呢？而我们这些只见过市售新款的人又为何跟他看法一致呢？
还是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他手中的这块劳力士玫瑰金吧。这是劳力士1912年做的表，那时劳力士建厂还不到10年，尚未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当时正处于从怀表向手表的过渡年代，所以这款表还带有怀表的痕迹，表盘偏大，后盖可以打开，能看到机芯的运转。看上去它似乎更像是一块男表，因为这种款式在后来的女表中非常少见，一般认为女性不喜欢大尺寸，对机械也不感兴趣，但它的玫瑰金材质和表盘设计又使它充满了女性味道。直到最近几年，大表盘和镂空设计的女表才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即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块表也一点儿都不落伍，但它却是劳力士95年前的产品！
这种古董款的劳力士，在我这位朋友的藏品中不止一块，个个设计优雅、品位不俗。照理说，这些表应该会让他产生极佳的“形象记忆”，可他为什么会像本文开头那样地评价现在的劳力士呢？他指着这块玫瑰金女表后盖上镌刻的数字告诉我，这块表的编号是6000多，这基本就是当年劳力士表厂的年产量，现在劳力士一款表的年产量是100万！“一年做100万块表，这表您还能看吗？”
见过那么多老款劳力士的他尚且有如此感受，更何况我们这些只见过新款劳力士的。现在我们要见劳力士倒也不难，伴随中国人日渐富有的脚步，劳力士的专卖店和广告牌已经四处可见，我们也终于可以来印证一下当年那略显虚幻的“形象记忆”了，但此时的劳力士已然变成了“劳百万”，不复当年传说中的曼妙身影，印证的结果自然让我们感觉很分裂，因为它几乎成了“俗气”的代名词。但依我看，今天的劳力士得到如此评价，好像也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