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每每来自地底能量的喷发一样，任何一次历史现象的爆发都有它的源头，当1979年面向侨资侨物的大门再度敞开，当大海那头的另一股剪不断的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面而来时，早已熟悉了“估衣摊”的石狮人又怎能不抓住机会，一夜之间向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开拔呢？
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新华社1979年关于福建省晋江县侨汇服务站的文章，记者在讲述着几个感人故事的同时也以不无喜悦的口吻这样写道：“不少侨眷把侨汇服务站的派送员喻为喜鹊，因为派送员给他们带来了海外亲人的喜讯和关怀。为了便利侨汇，为侨胞服务，全县在石狮、龙湖、青阳、安海、金井等地设立了五个海外侨胞汇款服务站。这些服务站的派送员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团结海外华侨，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的光荣职责。他们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不辞劳苦，走遍侨乡，把一笔笔侨汇，及时而准确地送到侨眷的手里。这些侨乡的‘喜鹊’，一年四季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仅送侨汇，还把海外的喜讯捎给侨属侨眷，为侨属侨眷代写书信捎给国外亲人。”今天看来，这篇短文所记录的，不仅是滚滚侨汇的到来，不仅是海外亲人的回馈，更意味着，石狮人苦难的生活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或许还应该有人记录当时石狮的另一个最能反映时代变迁的角落，那个时候的石狮人几乎都前赴后继地集体奔向一个共同的地方——邮电局。据当时统计，仅1979年华侨、港澳同胞经中国旅行社托运到石狮的衣服、布料等货物达71.85万公斤，从境外或口岸邮局邮寄到石狮的货物达10.2万包。1979年后，石狮的高额汇款当年即达1000多万元，邮电汇兑业务不断上升，以至于随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方便群众，不得不取消邮汇最高限额的规定。可以想象，当年人们常常拿着写错名字发音的邮汇单，穿梭在堆积如山的国际包裹中，时而会为一件物品的去向与营业员发生激烈的争执，生怕由于兴奋过头漏掉了任何一件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向善于捕捉商机的石狮人很快发现了一个窍门：按照当时的外汇比价，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是100∶27，但如果把港币变成洋货带进大陆，再在大陆把洋货变成人民币，则可以实现1元港币换1元人民币的丰硕果实，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生意？精明的石狮人一旦找到市场感觉，以物代汇或以邮代汇的新方式就被发明出来，大批物资隆隆而来，仅一年时间从广东中旅运达石狮的华侨携带物品就达200吨之多，原本是华侨带给家里使用的各种新潮物品都被石狮人一股脑儿地摆在了市场上。于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势，石狮从此拉开了“小香港”的序幕。
但在这里我们更愿意把石狮商品经济的复兴看做是一种海洋意识的回归，一种民族情感的回归，毕竟人们与外面的世界已经隔绝太久了，1979年的中国，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和细胞被小心翼翼地一一恢复，人们开始嗅到商品世界飘来的第一缕气味，来自海外的商品一次次刺激着石狮人的大脑皮层神经，而与此同时，周边一双双好奇而兴奋的眼睛也开始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关注着这个弹丸之地的变化，石狮人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好日子就要来了。
实际上，要想更快地过上期盼已久的好日子，石狮人还必须冒着风险跨越一道看不见的经济海峡。
地理位置上的坐标告诉我们，石狮地处闽南金三角沿海突出部，是大陆与台湾直线距离最近的一座城市，但就是这样任何一个游泳好手都可以完成的距离，却造成了两地人民的长期隔绝。石狮人只知道自己的30万亲人住在对岸，知道他们的生活远比自己要富裕得多。
如今石狮的很多年轻人还能不无兴奋地回忆起童年时的这样一幅场景：20世纪70年代的“文革”时期，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常常可以看到从不远处的天空飘来一个个偌大的气球，直觉告诉他们，这些气球里一定又藏着不知是什么的好东西，于是便三五成群地举着竹竿喊叫着追向那些五颜六色的气球，在他们稚嫩的心里，这或许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他们一路狂奔终于追到徐徐降落的气球时，谜底揭开了，除了一张张看不懂的写满文字的传单外（他们当然不会懂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什么意思），气球里不仅有各种食品，还有大人们经常抽的香烟，在每个香烟包上，孩子们第一次好奇地认识了打火机，于是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向父母去报功。而大人们显然要老练得多，他们不仅笑纳了来自海峡对岸“无私”的馈赠，而且清楚地知道气球还有别的用场，如果把这些捅破的气球片拿来做雨衣，要比他们的蓑衣经久耐用得多了。
在海峡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年代里，石狮人免费享受了对岸送过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无疑也一次次感到了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也许会有人想探究其中的奥秘，但最终不可能得出任何清晰的答案。
直到1979年，随着金门炮火的停息，当一个国家开始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当对岸的人们不再输送传单，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商品时，两地的人们才真正开始尝试着经济上的第一次互动，这注定将是一次民间的互动，也是沿海居民的必然选择，虽然这种行为一直有一个不合法的名字——“走私”，但你又怎能强求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为了生活在一开始不走点儿“捷径”呢？
时至今日，让我们不妨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重新回忆和审视这个中国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殊瞬间。
今天，这样的故事已经成为久远的传说。在一个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海峡西岸的人们带着拾掇好的一包包金银向着茫茫大海出发了，这些是他们想尽办法搜集来的所有家当，女人们毫不犹豫地摘下各种首饰，老人们哆哆嗦嗦地掏出平时轻易不肯示人的传家宝，只为了换取对面过来的“小洋货”。两船渐渐靠拢，一阵乡音交流之后，人们开始首先把装满金银的包裹扔到对面的船上，这时不时有枪声传来，有人意识到目标被发现了，接着有人发现自己流血了，更有人在慌张中一不小心把包裹丢到了大海里，尽管这样的遭遇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人们还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次满载而归的胜利大逃亡都意味着一次生活水平的飞跃。
从某种意义上，民间自发的走私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突然兴起是打开国门的必然，那个时候从广东的上下川岛、担杆岛、三门岛、大铲岛、汕尾、白马井到福建东山、福安至晋江、长乐、平潭至霞浦等地区，这种不得已的民间贸易活动几乎席卷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在浙江温州的乐清、苍南一带，一艘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服装、小家电、小五金偷渡过来，在一些偏僻的小码头形成走私交易市场，由于民众的力量无法阻挡，法不责众，当地政府一般都会睁一只闭一只眼。于是，这些走私货便催生了“文革”后第一代稍具规模的商品集贸市场，那些前来采购走私货的大胆商贩和背着这些商品沿街叫卖的温州人则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当一种不合法却合情合理的贸易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时，任何道德评价都是多余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难以找到适合的语言来全景描述这个极为特殊的时间段，或许也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一位温州的改革人士曾说：“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一方面说明了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突围后的沧桑与悲凉。那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啊？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不断加大，孩子们也加入了大人的队伍，他们的书包底下藏着刚刚上岸的小洋货，撒丫子在海边一路飞奔，无论如何，解放军叔叔也不会注意到这些弱小的身影；有人用摩托车驮着几条香烟，第一个目的地是关帝庙，他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灵，让神灵为自己指出最恰当的时间和路线；当人们终于集体跟缉私队玩起了捉迷藏甚至是公开对峙的时候，有的村干部竟然不无悲愤地要替人民说话，要“评评理，讨个说法！”这是一种何等的执拗！虽然惊心动魄的碰撞每天都在发生，但这一切似乎都不能阻挡人们致富的脚步。今天我们已无法清楚地感知当时人们的复杂心情，只能留下一段段五味杂陈的回忆。
一位石狮的第一代企业家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试图为家乡正名。据他的讲述，当年石狮其实并不是沿海走私最疯狂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形成了市场，于是广东的大量走私货上岸后都运到这里出售，结果给外人的印象是石狮成了走私货的大本营。这种情况使石狮的名气在全国越来越大，也为日后的成长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他强调说，其实最终靠走私发大财、修成正果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后来还是通过“三来一补”做实业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这也是时代的必然吧。
走在今天石狮的沿海公路上，细心的人仍可以看到村头堤岸上刷有“严厉打击非法走私活动”的白色标语，我们仍可以隐隐感到当年这句话的威慑力，但今天的石狮已没有任何人注意它了，随着一个狂飙时代的远去，对岸的海峡不再神秘，短短20年后，来自大海那一头的物质诱惑已经荡然无存了。
当我们把目光重新回放到1979年的中国时，这里的海面曾经是那么的不平静，这里曾经演绎过一段比任何一部侦探小说都更多悬念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沿海居民都成了这段故事的主角，人们也因此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接受了一次次市场经济的启蒙，正如黑格尔所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与贸易。”或许这段故事的关键意义在于，人们终于突破了数百年来一个古老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藩篱，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勇气，开始大踏步地向海洋挺进了。
今天的人们在说起改革开放30年时，常常习惯性地把1979年视为一个春天的开始，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春天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浪漫，反而是一个寒意料峭的季节。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这样交通极度闭塞的山区，“投机倒把”仍是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鸡鸭，仍然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80年代初，有人到民营企业上班还觉得是件丢脸的事。
草根的命运往往惊人的相似，就在1977年石狮的“八大王”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进京展览6年后，历史再一次重演，在一阵“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浪潮下，温州一个叫柳市的小镇又爆发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当事人的命运远比石狮的“八大王”坎坷得多。同一年，石狮的“估衣摊”也未能幸免，被上级政府严厉取缔。同样相似的是，石狮后来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服装商业中心，柳市则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工业电器的王国。
中国私营经济的成长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悲怆的色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闸门一旦打开，私营经济的洪水瞬间夺门而出，但另一方面，围绕私营经济的争论、质疑与打击也从未偃旗息鼓，一场“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斗争直到1992年才彻底告一段落。
或许有一点与早期温州不同的是，石狮从来就是私营经济的天堂，政府似乎也一直更为包容。
改革开放前，由于地处沿海战备前哨，与整个福建一样，当时还属于晋江的石狮几乎没有一家国有企业。1979年随着海关关于华侨回乡携带物品政策的放开，源源不断的现代商品一夜之间冲向市场，原有的国有商业系统根本无法收购消化，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各种海外时尚第一时间在石狮这个弹丸小镇开花结果，形成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一道风景。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难看出，尽管这个报告字里行间还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持有几分保留态度，但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对蓄势已久的石狮人来说，一个个就像脱缰的野马，还没等冲锋号吹响，就已经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上路了。据当地志记载，1979年石狮又涌现出650户“估衣摊”，其中登记过的个体商贩仅有85家，其余的全部是无照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