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刚刚入秋带着一丝凉意的北京迎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就在之前9月8日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梁漱溟在小组讨论里作即席发言，提到三个问题，其中第三点是他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
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容不下，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所以成为执政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如果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曾经于1931年至1937年间在山东邹平县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的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他始终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的问题，也坚定地认为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前途所在。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在后面的会议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对此大感震惊，他倔强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辩，这场惊心动魄的争辩直到大会举手表决后才在一片“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的呼声中结束。
正如张竞生的万言书，这场争论仅仅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的暗流。在过去了30多年后，90多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也是这年的9月，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于26日在北京医院逝世。而导演郭维在这一年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智取华山》，开创了新中国惊险战争片的先河。
也是在这一年，中英关系开始“破冰”。“破冰者”是以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杰克·佩里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他们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了中国。第二年，48家有志开展对华贸易的英国公司创立了“英中贸易48家集团”，并于1991年更名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俱乐部现有300多个会员。
【共和国台历】
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
2月11日，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诞生。在1953年的选举法里将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定为8∶1，1995年，这个比例被修改为4∶1。
第一个五年计划
6月至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截至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朝鲜战争结束
7月27日，在板门店谈判双方签订《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金日成、彭德怀发布停战命令。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粮食统购统销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供给的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于1985年废止。
鞍钢
12月15日，鞍山钢铁公司新建大型轧钢厂完工。25日，毛泽东电贺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7号炼铁炉三大工程相继竣工投产。
1954，光芒与梦魇
1954年10月1日，共和国迎来了她的5岁生日。这一天晚上8点，天安门前万众欢腾。
随着咚咚的炮声，天安门前五彩缤纷的焰火就连续不断地在天空开花。四周有强力的探照灯在空中形成一束束光柱，有时聚会在一起，有时又分散开来，特别好看。五彩缤纷，心花怒放。每一颗火珠代表一颗心，代表中国人民千千万万闪光的心。它又使人想到战斗，想到为革命献身的千千万万烈士的红心。我们是多么幸福，满怀信心地高举烈士留下的旗帜，为消灭贫穷落后，建设理想的幸福家园而奋发前进。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元旦献词”是题为《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总路线》的社论。这种饱含干劲的精神正是当时的写照。
这一年的4月，新中国有了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历史契机。
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由中、苏、美、英、法、朝、韩以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国家为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朝鲜问题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正如周恩来外长指出的：它使大家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议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越盟”取得了奠边府（越南北部地区名称）战役的胜利（奠边府战役在1992年被法国导演皮埃尔·斯科恩多弗搬上银幕）。文庄（原中国援越顾问团翻译组组长，当时以翻译的身份随越南代表团出席参与日内瓦会议）后来回忆：5月8日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东方阵营士气高昂，西方阵营情绪低沉，当天越南代表团以胜利者的姿态步入会场。法国代表则戴着黑纱入场，法国人看到越南代表团中有人笑了一声，便骂道：“哼，这些幽灵！”范文同（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即用法语回敬：“可是有些人却被‘幽灵’打败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场的。直到7月21日，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印度支那停战，确认了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民族权利。在此过程中周恩来做了大量斡旋工作，也表现出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还诞生了一个重大的外交成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第一项后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认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在内政外交“一片大好”的1954年夏天，毛泽东满怀喜悦地写下：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9月20日当大会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时，全场起立，周立波事后回忆说：“暴风雨似的掌声延续了5分钟。”
会议上还有两位特殊代表：西藏活佛——达赖和班禅。他们是最年轻的人大代表，达赖19岁，班禅16岁。会上，达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常委委员。达赖在9月16日的发言里说：“在敌人的各种挑拨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造谣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西藏人民具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这些谣言曾经使他们疑虑不安，但是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自由的。”
9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这次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这一年的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的《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小鸽子》等歌曲传唱至今。杜鹏程也在本年度发表了第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史诗性鸿篇巨著，被当时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这一年最具影响力、成就最高的诗歌非少数民族叙事长诗《阿诗玛》莫属。这一年还上映了一部至今仍耳熟能详的经典儿童影片《鸡毛信》，它不仅荣获了1949~1955年度文化部优秀影片三等奖，还在1955年英国举办的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优胜奖。
然而，这一切“光芒”却在年尾被两个“小人物”的一篇文章遮掩，而转变成思想界一场旷日持久的“梦魇”。
俞平伯在1923年写的《红楼梦辨》开创了“新红学”。1952年9月，他将《红楼梦辨》认真修改后以《红楼梦研究》为名重新出版。1954年3月，他又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
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学习的27岁的李希凡和他在山东大学的同学——当时已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23岁的蓝翎（本名杨建中）对《红楼梦简论》心存异议，他们在1954年春写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9月1日，文章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9期。一个多月后，江青看到这篇文章大为赞赏，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但当时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后来《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这篇文章，不过主编冯雪峰加了按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这篇按语，令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这场运动最终以俞平伯公开检讨而告终。毛泽东在《信》里还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1956年评职称时，报请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俞平伯被评定为一级研究员，又给他配了助手专门校勘《红楼梦》。其后，除在运动开展前就已大体完成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陆续出版外，从1966年到1986年的20年间，俞平伯再未公开谈论《红楼梦》。
【共和国台历】
官厅水库
5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北京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这一工程的完成，免除了永定河水患对北京和天津一带的威胁。
解放台湾
7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要解放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