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上海商人经商非常精明和善算，但是他们严谨的契约意识和守信精神都很为国内商人普遍称道。上海大多数商人都是来自于外地，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打拼，因而期望所有人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法规。长此以往，上海人形成了追求平等与规范的观念。在经商中，上海人履约程度高，他们法制观念强，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
守法守纪，遵守秩序是上海人的基本观念。上海是我国法制观念最强的城市。即使在旧上海，也很少有欺行霸市之徒。因为当时的商人多是移民，且有外国帝国主义的高压控制。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都没有可依仗的传统势力，那就只好凭自己本事吃饭，大家都应遵循相同的规则。因此，上海商人比较遵守商德、法规，这一经商意识沿袭至今。
上海人不做违法的生意，这虽不能说是绝对的，起码是大多数上海商人的共识。在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些年，沿海不少地方走私盛行，黑市猖獗，但上海人参与者并不多。在有些南方人看来，不违法难赚大钱是其做生意的诀窍，造假卖假、偷漏税款等频频发生，但上海人做这种事不多。上海人是生意场上的“正人君子”，不做偷鸡摸狗之事，甚至连“擦边球”都不打。与上海人做生意时，应该遵纪守法，按规矩办事，否则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合作。
上海人在做生意时，非常看重合同。只有签订了合同，双方的合作才具备了法律依据，否则合作是不正规和不安全的。他们签订的合同一般内容全面，表述精确，特别对双方的责任、义务均有清楚的无歧义的表述。同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尽可能考虑周全并列好相应的对策。合同一旦签订就具备了法律效力，上海人大多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办事，决不含糊。对于不守合同规定的合作方，上海人也会按照法律规定相应采取措施中止合作并要求对方赔偿其损失。
9.注重“礼尚往来”
众所周知，生意场上的社交是不可缺少的，同样也是生意人买卖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与生意场上只讲利益一样，上海人在社交中体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并不像传统那样仅仅为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
与社交目的功利性相一致的是，上海人的社交多有短暂性、局部性、表浅性等特点。由于利益的短期性，加之人口流动性大，上海人多倾向于短期内和社交对象保持良好关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程度比较浅，不像北方人那样知根知底。而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哥们义气式的人际关系，上海人是极为少有的。
因此，在外地人尤其在北方人心目中，上海人是不义气的，与上海人的交往大多很浅，尤其是和上海的生意人交往。
由于情感因素的淡化，上海人将“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原则发展到了极至：等价交换，有赠予也必须有相等的回馈。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不无缘无故地接受人情；欠情要还，而且最好不要拖欠；还礼和受礼的价格基本相等。
这些原则在上海人之间执行得非常好，如过年送礼、喜事送礼等等，等价交换被严格遵守。
近百年来，上海是座商业和金融城市，商品意识和等价交换观念已深入上海人的意识和日常行为中。因此，在与上海人打交道进行请客送礼时，尤其要把握上海人的交往原则：
（1）礼尚往来
礼重了，上海人吃不消，心理有压力不敢收；礼轻了，上海人不尽力。
（2）不要轻易接受上海人的礼
因为还礼是再谨慎不过的事，弄不好会把上海伙伴气跑。
10.关注期货市场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上海就以“远东华尔街”的美名享誉全世界。股票、期货对于上海人来说，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如今，上海人更是如鱼得水，热衷于金融的队伍也愈来愈大。
金属交易所是上海最大的一家期货交易所。其开业之时，适逢投资高潮与原材料涨价，日成交量以上亿元迅速上升到十几亿元。随着期货交易所数量的增加，上海的期货市场迅速发展，上海期货市场的成交价格被认同为全国地方市场的导向价格。通过这种导向，使上海成为了全国期货市场的龙头老大。
随着时代向前发展，期货成了上海人万众瞩目的发财目标。一家家期货交易所在上海开张，一家家期货经纪公司开业。
20世纪90年代，上海掀起了股票热。近几年，上海人又将目光转向了期货，出现了大量的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公司。
上海最大的一家商品期货市场是金属交易所。其当初开业之时，适逢投资高潮与原材料涨价，日成交量从上亿元迅速上升到十几亿元。
在上海，其他交易所，如石油交易所、煤炭交易行、粮油交易、农资交易所等也数不胜数。上海的期货市场在迅速地发展壮大，上海期货市场的成交价格被认同为全国地方市场的导向价格。上海通过期货龙头市场，维持和巩固了自己的中心地位。
众所周知，期货市场的风险很大。但是上海人并没有被潜在的风险吓倒，他们不只搞商品期货，甚至搞起了金融期货。目前，上海出现了外汇期货、国库券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等等，兴起了金融期货的新浪潮。期货交易作为一个新的巨大商机，精明的上海商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投身于期货市场的上海人越来越多。
现在，上海不仅搞商品期货，也搞起了金融期货，这是期货中的高层次。目前，上海出现了外汇期货，国库券期货也粉墨登场，股票指数期货则跃跃欲试。
期货市场的风险是难以与股票市场相提并论的。热衷于期货更使上海人的胆子变大了。由于股票和期货，上海人的金融意识被唤醒，热衷于金融的上海人队伍愈来愈大。
因此，和上海人做生意，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是最容易成功的。从目前来说，期货交易是上海一个较大、较新的商机，与上海人做生意，可以在期货交易上多开动一下脑筋，做一些文章。
无论和上海人做什么生意，一定要懂得每种金融工具的使用，诸如支票、汇票、各种承兑方式、各种各样的银行信用卡等等。而与上海人进行期货交易，更要做到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些金融工具，那样才能得心应手，更好地成交，达到双赢的目的。
11.西化倾向十分严重
上海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在内心从没有鄙视过外国人，也不会害怕外国人。对发达的西亢的了解，使他们总体上有些崇洋，但气质上却不太媚外。上海人与西方人相对平等地相处，使得真正想干一番事业的西方商人乐意与上海人合作。
上海是近百年来西方经济文化通往中国的据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窗口。由于上海中西文化交汇结合地的特殊位置，上海人较深刻地接纳了西方文明。
许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印象，上海人很“洋”。换了另一种说法，就是上海人很像外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很地道。
在上海人眼中，西方社会不像中国很多地方人眼中那么遥远，他们早已了解并适应了西方文化的冲涤，并在自己的文化中渗入了西方文化的成分。
上海人更多地把外国人作为普通的一个人看待，绝不会因为对方的肤色不同而有什么异常的感觉。
一般来说，北方人多把外国人统称为“老外”，而上海人只要知道外国人的国籍，一定会具体地称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正如北方人大多不会笼统地将来自福建的商人称为南方人，而称其为福建人一样。上海人与西方人的心理距离很近。
也正因此如此，上海的里弄里一直居住着不少外国侨民，他们是上海的一分子，邻里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自然、和谐。
上海人在一些观念上，比如实用主义、合理化倾向、契约意识与法制观念、精明的性格等心理倾向，都是西方人典型的心理品质，它与中国传统的讲义气、重关系、重伦理、等级观念等意识相去甚远。
尽管上海人的观念并不等同于西方人的观念，但毕竟距离不远，甚至比与中国传统观念的距离还要接近。如今，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的行为都处处显示出许多西化的倾向来。
例如：
（1）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上海人始终统领“出国热”的潮流。
（2）上海人的婚姻观念也呈现出一种外向型。西化导致上海人看好“洋婚姻”，而“洋婚姻”则更深刻地促进了上海人豹“西化”。
（3）西化的上海人对外语的需求十分旺盛。
上海人的外语水平之高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在大街小巷，能用熟练的外语与外国人交谈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不少上海人的心目中，英语已经成为谋生的最基本的工具之一。上海人谋职有三大基本工具：外语、计算机和驾驶技术。
这种相近的生活方式；语言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使得许多西方人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他们非常愿意同上海人打交道。
而在中国的不少地方，对待西方人很容易走上极端，要么敬若神明，奉为至尊，处处言听计从：要么避之若瘟神，生怕受老外的骗，因而与“老外”们难以合作，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失去了许多商机。
上海人与西方人相对平等地相处，使西方商人感受到自然与适宜，使西方人感到与上海人合作可以干出一番真正的事业。
由于上海人的西化倾向比较严重，上海人在生意场上也很注重采用许多西方的国际方式，按照国际标准规范企业运作，进行公司管理。
如果想和上海人打交道，必须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
（1）业务合作的规范程度要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准。
（2）商品交换和流通多采用西方通行的方法进行。
（3）合同的履行和违反按国际通例进行处理。
12.新式商人——“买办”
在上海，好多人辞去了在国有企业的“铁饭碗”，转为外商作代理。
历史上，上海人就曾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而给外国商人做事。他们被成为“买办”。
买办，即旧上海那些被在华洋商雇佣从事经营管理的新式商人。那些可以被依靠的本地人就是买办。他们精明强干、熟悉商情，利用对当地市场的熟悉穿梭与外国与国内之间。在洋人与中国商家之间穿针引线，或组织货源，提供出口；或寻找下家，推销外货，他们自己在这些进出口业务中，除获得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人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这些“买办”都有着精明的经商头脑。
旧中国的“买办”中不乏精明人。当时大上海的商界精英，多半是从做买办做起，一步步走上成功之路的。然而，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使相当一批人吃尽了苦头，人们总忌讳谈“买办”或“海外关系”，甚至巴不得离“老外”远一点。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外国人纷纷在上海投资建厂，开设公司。为了更好地利用当地市场，他们往往聘请有才华的上海人作为其在当地的“业务代理”。
外商投资者在上海兴办合资企业后，投资者除一年数次到工厂巡视，或与中方召开董事会之类的会议之外，一般来讲，他们不可能在中国耽搁太久的时间。精明的外商多会物色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朋友作为代理。这些代理人只对外商负责，一应报酬也由外商支付，这就是现在的“新买办”。上海人熟货，商情，有着很好的经营管理才能。外商投资者一般在上海上他们兴办合资企业，成为企业挖股懂事，而经营权交给这些代理人。
比如，杨某原先是上海某高校的处长，自从受聘港商高先生以后，就辞去了处长职务，到教研室任教。因为高校教师不需要坐班，他有时间为港商四下奔忙做事。港商高先生在上海郊区投资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产品大部分由高先生外销。杨某的职责就是每个月到工厂去看一次生产情况，并查阅一下当月资金运行账册，如发现问题，就如实向高先生汇报。另外，杨某还有一项任务是，当高先生的香港订货单下达到工厂后，他下厂去检查产品质量，直到装箱前夕，他应尽可能仔细地逐一检验产品。这样，产品运抵香港后，高先生不用开箱检查，只要换一下包装即可转运客户。
在上海，好多人辞去了在国内的“铁饭碗”，转而为外商作代理。因为，一般的外企相对待遇是要高一些，而且还有很多出国深造的机会，当然，工作的强度和压力也比较的大些。
如今，在上海做“新买办”行当的人已为数不少，方式也各不相同。在上海举办交易会时，在场内川流不息的多是“新买办”，他们胸前佩挂的都是外国公司的代表证。听说话，他们是地道的上海人，但谈起生意来，“买办”的精明程度却丝毫也不亚于真正的外商。
可以这么说，上海“新买办”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至于新买办中会不会像“旧买办”那样涌现出商界精英来，这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但是，无论怎么讲，“买办”的经历给上海人性格的形成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西化；其精明、开拓精神与契约观念，无不与“买办”有关。因此，要认识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商人，认识“买办”是必不可缺的。
如果外地的生意人想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或与外商厂家、企业洽谈合作，最好先与“新买办”，套近乎，这样也许会得到许多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