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在全会的总结中他又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4月22日，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司徒雷登住处劝他南下广州，遭到司徒雷登的婉言谢绝。当天在南京的外国使团开会讨论去留问题，大家都看美国人的态度，司徒雷登表示不走，英、法、印度等国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
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5日，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华东局致电，专门为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八条指示：
（一）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登记。
（二）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登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贻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不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三）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使用一辆汽车。
（四）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外出。
（七）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刘晓南下。
几乎与中共中央发出这份电报同时，4月25日早晨，进入南京的35军某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带着几个战士，出于好奇，进入了司徒雷登的大使馆。当天，司徒雷登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此事。他是这样记述的：
是日早晨6点40分，12名武装的共产党士兵冲击了大使馆，他们促使中国门卫打开使馆大院大门，直奔使馆官邸后门。在那里，他们向服务人员询问了使馆内有多少中外人士以及大使的住处，然后立即登梯上楼，逼近大使卧室。此时大使尚未完全睡醒，共产党武装士兵的突然出现，使大使有些吃惊。当时这些士兵没有威胁大使。率先闯进房间的人讲话嗓音高粗，怒气冲冲。随后进来的人显得较为有礼，说他们“上来看看”。他们在卧室里转了几圈，检查了房子里的物什，并表示这里的一切将物归原主，属于人民。他们盘问了傅泾波先生（注：司徒雷登的秘书），不过没有搜他的房间。然后他们离开了住宅和院子，什么东西也没有动。他们告诉一位仆人，大使不能离开这个院子。
美国国务院把这件事看得甚为严重，借新闻报道大做文章，并指示司徒雷登“向共产党当局提出有力之抗议”。
4月26日，毛泽东从广播中得知这件事，立即给总前委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为违反纪律行为，迅予查究。”“南京现为各国大、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陈邓饶立即注意此事，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袁仲贤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
4月28日，毛泽东在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的电文中称：“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够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到达南京后，即严格检查违反外交政策的事件。5月5日华东局、总前委通报了包括擅入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几起重要违纪事件。《通报》指出：“我军未奉命令，毫无事故，仅因为好奇随意闯入私人住宅，任何时候均属错误。就是对本国人住宅亦是错误的。特别闯入外侨住宅，因语言不通，更易招致误会。对外国领事馆驻地，依国际外交公法是不受检查的，故更不应擅自闯入。”“我军对各大使馆、领事馆派岗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外侨，不是去妨碍其进出自由。把保护了解为看犯人样的看管或监视是错误的。故今后决定对各国使领馆无必要时不派岗哨，只派部队在附近警戒巡逻，防止特务暗害。在我军指定范围内，一般不妨碍其行动自由。”
此前，4月29日，粟裕即命令24军前往南京接防，35军调往杭州归还第7兵团建制。24军进入南京前，专门进行了三天城市政策教育。兵团首长亲自作报告，首先对营以上干部交代政策，如保护外侨、看管物资、巩固团结等问题，然后在连排干部战士中进行教育，制定措施。其实本来35军的纪律总体上说是相当好的，24军接防南京后，更是军纪严明，加强了对外国使馆的保护。
司徒雷登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给南京带来的新气象。他后来回忆说：“所有的外国人总是被阻止离开他们的住处，据说这纯粹是一种谨慎的措施。共产党特别关心我，所以我完全不离开我的住宅。”他在楼上可以看到外边的活动，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纪律使他很受感动，相比之下，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道：“共产党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军官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简朴而勤劳，受了严格的纪律训练。当他们进入南京时，这一切都很明显。差不多对于民众完全没有不应有的举动，他们向老百姓借用了许多东西，但十之八九把这些东西完全还清，或赔偿。……他们的士气甚为旺盛，操练和训话每天都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空地上不断举行。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层得到了看得见的证据，和许多听得见的证据。”他希望能与共产党接触，建立关系。
这时黄华已经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他是原燕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离开北平时，周恩来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并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5月7日，黄华会见了他的燕京大学校友、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傅泾波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次国民党撤退，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的同意。傅泾波还说，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会见，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老校长应该是能够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佳人选。黄华答复说，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空言于事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11岁时，他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
1904年，结婚后的司徒雷登携妻子重新回到杭州，成为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工作，并努力学习中文，钻研中国文学。1908年，32岁的他开始在现位于南京上海路的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2年年初，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以驻华记者身份到场的司徒雷登是仅有的两名在场外国人之一。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虽然司徒雷登当时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于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聘请。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当时，燕京大学只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有时用来讲道，还有其他几样可怜的配套设施。司徒雷登一面到处募集办学经费；一面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最终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并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提升燕京大学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大量学术期刊，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司徒雷登被日本人关押了3年8个月零10天，直到日本战败以后，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的司徒雷登终于重获自由。
1945年9月16日，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雷登，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司徒雷登一起吃饭。
1946年6月，在蒋介石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这项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这些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傅泾波也得以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雷登到了南京。
就这样，一个外交的生手当上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此时司徒雷登在中国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望。闻一多在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最后一次讲演》中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但司徒雷登在政治上毕竟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在大使任上的头两年，他一方面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方面又积极为蒋介石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后来，他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的形势已经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认为自己是中国“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保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与共产党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派人士的反对。
黄华将他与傅泾波会谈的详情报告给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回电指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毛泽东的指示详尽明确，表现出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的诚意。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他会晤。黄华问起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事情，司徒雷登反应平静。但黄华没有向他道歉，而是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但作为外侨，自将保护其安全。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他还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中国内战。他已经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给人民政府。当时，解放军攻占上海的战役已经打响，黄华说：这些粮食、棉花物资我们当然要直接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我们不接收美国的物资。
黄华要求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撤走驻青岛等地的军舰和陆战队。司徒雷登说，美国的驻军是“由于内乱和战争造成局势混乱期间，美国侨民的生命需要保护”，答应将黄华的意见转告有关方面。后来，美方确实有了实际行动。5月20日总前委在上海战役开始前电告粟裕、张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处黄华同志作个人的负责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舰。”这个通报打消了三野部队的顾虑，以猛烈炮火封锁了黄浦江。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申请去上海处理美国侨民的事务。南京市委请示中央，6月3日毛泽东回电答复：“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提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毛泽东回电中所说的“对日和约”，指开罗会议罗斯福曾允许台湾交中国托管，待对日和约签订后归还中国。但由于战后美苏对立，对日和会迟迟未能召开，因此西方国家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解放军渡江以后，由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麦克阿瑟主掌的远东盟军司令部在6月份草拟了派联合国军进驻台湾的方案。蒋介石闻讯后气愤之极，在日记中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作为对手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是一致的。
6月6日黄华再次约见司徒雷登。谈了赴沪的手续问题后，双方谈到了相互承认的问题。司徒雷登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表示：“当一个显然地获得中国民众支持，或至少赢得民众承认的新政府出现时，而那个政府又拿出证据来，证明愿意、而且也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那么大家自然会讨论此项问题。但在那阶段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够坐着等候。”言谈中表露出对中共不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权的不满。
黄华表示：据我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打下广州后召开，联合政府将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产生。李涛将军的声明已表明我方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会后，司徒雷登对傅泾波说，他的旧日学生黄华“已经完全赤化了”。
6月8日，傅泾波又来拜访黄华。他对黄华说，前天谈话回去后，司徒雷登认为，需要返回美国向上峰汇报关于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问题。司徒雷登将6月6日再次会面的情形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副国务卿魏伯复电，希望他返美之前最好能赴北平与周恩来见一次面，以获知中共最高层的意见。
黄华把傅泾波所谈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南京市委，同意司徒雷登北上。但考虑到中央既定的原则，觉得通过非官方联系为好。因过去司徒雷登有每年6月24日回燕大过生日的习惯，便安排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作民间邀请。6月16日，陆志韦校长给司徒雷登发了一封英文邀请函请他访问燕京大学。信中说，陆志韦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周恩来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6月10日，即将去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国民党宿将、民主人士、也是司徒雷登的老友陈铭枢来南京拜访司徒雷登。为此，司徒雷登让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四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他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国民政府时代的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他嘱托陈铭枢将这些文件转交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此外，司徒雷登还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以下五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者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6月27日，傅泾波拜访黄华，询问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是否可以成行。次日，黄华上门通知司徒雷登：已经得到北平复电，准许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领导人晤面事也有可能安排。
司徒雷登对于北平之行寄予厚望。但由于美国极端反共的右派势力正甚嚣尘上，他不敢自己做主，决定将此事上报艾奇逊国务卿，由国务卿拍板定夺。同时，他也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暗示，希望中共方面主动向他发出邀请，而且想乘大使馆专用的军机飞往北平。在给艾奇逊的电报中，他先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说中共方面对他做出了邀请。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说，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但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会让人觉得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而且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去会晤当时还据守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消了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来电报，对黄华转达的司徒雷登希望中共发出邀请以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解放东欧各国，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多几多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成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罢，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期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在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即是说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并要求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
司徒雷登的心情苦涩之极。由于中共不承认司徒雷登的外交人员身份，司徒雷登只能作为一般侨民办理完相应的手续后方可离境。按照人民政府当时的出入境管理规定，一般外国侨民申请出境，必须要找两家实力雄厚的担保商号，由商号填具保单，保证该离境外侨没有任何未了结的债务，没有拖欠税金，也没有悬而未结的民事或刑事诉讼等等，同时对外侨在离开中国前的任何非法行为负责。另外，按规定，外侨出境所携带的行李也必须接受检查。司徒雷登对此感到颇为丢脸。他一面向华盛顿方面反映情况、寻求对策，一面派傅泾波找黄华交涉，一面也悄悄联系担保。黄华通过傅泾波转达说，司徒本人可以不要求“担保商号”，但需要“某个朋友个人担保”。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说：“我想黄自己会作为我的担保人签字。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项担保。”
7月中旬，正当司徒雷登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际，杜鲁门总统又指示国务院：让司徒雷登大使离开南京后访问广州。因为杜鲁门觉得，“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广州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
7月15日，蒋介石从台湾飞抵广州。当天，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国务卿说，蒋介石在广州，“我想他会逗留几天。设想我访问广州（如果我按期启程），正好与他不期而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不利的猜测和曲解会随之产生。对此如能避免则应予以避免。使公众舆论相信此时委员长和我访问广州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无疑会认为，我的撤离计划不那么简单，并从中大做政治文章，甚至我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也不大会相信，我们在广州同时出现是巧合”。
也就是在这一天，美国国务院急电司徒雷登，命其不得填具担保，称司徒雷登的外交人员身份虽不被中共方面承认，但就美国而言，仍然具有大使的身份。电文还训斥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接触中表现软弱。
司徒雷登接到电文后，让傅泾波去外事处找黄华交涉。当时，还有一些国家的原大使、公使也存在着类似司徒雷登一样的出境手续方面的问题。考虑到这些大使、公使仍被本国视为是国家的代表，南京市委经研究向中共中央建议，可以对这些人给予一定的便利，免除其觅保手续，允许一件手提行李免检，对“使馆”其他人员仍按原规定办理。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同意了南京市委的意见。于是，南京外事处对司徒雷登此次返国采取了免除觅保、检查的手续，其随行人员由原美国使馆留下的人担保，傅泾波由两个私商担保。
南京市委考虑到傅泾波这个人的以往表现情况，向中央建议不允许他离境。但中央复电指示，让黄华在其离境前与其谈话，给予警告即可，无须小题大做。南京军管会不承认傅泾波原来所持有的国民党政府所发的护照，就以南京市军管会名义为其特制了一本蓝布面烫银字的普通护照。
又是几天过去了，由于华盛顿方面迟迟没有对他不去广州的报告复电同意，而动身离开南京的日期就要到了，司徒雷登十分焦急，7月18日，再次致电艾奇逊国务卿：“我在拒绝北平之行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做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人的任何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杜鲁门一向厌恶蒋介石，终于不顾美国公众是否理解，批准了司徒雷登不去广州的报告。
7月25日，司徒雷登为办理出境手续，又和黄华见了一次面。司徒雷登说，中国的内战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美国政府对形势的看法有误。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容纳各国，但《论人民民主专政》偏于一方。
8月2日，年迈的司徒雷登黯然返回美国。
8月5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7月30日就对华关系问题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
美国政府这份白皮书的正文分八章，洋洋万言，并有233个附件，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的五年期间，美国制定与实施扶蒋反共政策，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其中大量披露了有关国民党如何腐败、堕落和无能的材料，借此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主要是国民党的无能，从而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错误洗刷和辩护。它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美国的任何新政策和额外的援助都无法挽回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美国人将所有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卸给国民党。白皮书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艾奇逊国务卿在其致总统的信中则沮丧而坦率地承认：“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之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美国在其能力合理限度内，已经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他并说，这份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威信，瓦解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司徒雷登对于国务院居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份白皮书也是深感不安和极为震惊的。在他看来，“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这份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那样，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而且，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应该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从南京的大使馆里发回的报告。这些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不仅使他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之中，无疑也会给那些提供情况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府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此时，毛泽东也获悉了白皮书的发表，命令新华社英文部以最快速度进行翻译。但由于白皮书的篇幅实在庞大，等毛泽东看到白皮书的全文中译本，已经是8月中旬了。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写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8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二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8月2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三篇社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四篇社论《“友谊”，还是侵略？》；
9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五篇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在这些社论中，尤以《别了，司徒雷登》最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回到美国的司徒雷登受到了华盛顿当局的冷遇。虽然允许他做了两次演讲，但讲稿都须经国务院审阅、删改和批准。这种做法是以前从没有过的，实际上就是封住他的嘴巴，不准他公开发表与政府口径不一致的有关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的讲话。
1949年10月，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一次远东事务专家会议，来研究对策。参加开会的有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及研究或熟悉远东事务的专家，当时还保留着美国驻华大使头衔的司徒雷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与专家都认为国民党政权完蛋了，美国不应再去关注它的命运。司徒雷登却唱反调为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辩护，他说：“尽管国民政府有种种弱点和缺点，但那个政府毕竟是在美国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过革命的热情建立起来的……它从未有过和平与安定的时期，无法去考虑改革与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这样发表与白皮书相悖的观点，就更加受到冷遇了。他苍凉地对傅泾波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
司徒雷登毕生在中国度过，没有什么积蓄，在美国没有一个家。从1949年11月30日起，他的心脑血管严重病变，中风偏瘫，被送进了医院。此后偏瘫13年的病中生活和护理完全靠傅泾波一家悉心照料，连上厕所、洗澡也全靠傅泾波，等到傅泾波也气力不济时，便由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后来是美国的华裔将军）来帮忙。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
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组织了一批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到中国访问。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也是访华团成员。临行前，傅泾波将他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托女儿带到中国。收到信后，周恩来即向傅泾波发出秘密邀请。1973年，傅泾波在离国24年后回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
1988年，享年88岁的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后，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侨务参赞陈启道和大使馆武官，以及新华社驻美分社社长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是海外党外人士能得到的最高礼遇。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了杭州，下葬在一个叫半山安贤园的公墓里。这里离他父母和早夭的弟弟在西湖边九里松的墓地不算远，但与他希望的最后归宿——燕园的未名湖畔，依然相隔千里。
尾声：海天寥廓胡不归
曹聚仁两岸斡旋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近60年来，台海关系风云变幻。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尝试和努力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是在两岸最早穿梭斡旋的人物。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这是1998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所记载的史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接见曹聚仁之事，可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事实上，周恩来在开会商讨之时，曹聚仁已经到了北京。1950年，曹聚仁从上海到达香港工作，大约在1956年夏天，他写了一封信给他妻子，让她转交给邵力子先生。后来可能是邵力子向上头作了汇报，让他不妨来接触一下。
1956年7月13、16、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后来也在回忆里提及，周恩来于16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聚仁时，进一步阐明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8月14日，曹聚仁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将这次会面做了报道，向外传递了中共方面认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归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再一次接见了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一起回来。”
毛泽东还说：“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次谈话，毛泽东是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曹聚仁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中共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提及这段历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主席讲政治性‘试探气球’。”“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他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据金冲及《毛泽东传》中表述：
“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曹聚仁是为什么就被历史所选中成为“密使”的呢？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21岁时到了上海，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复旦、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并为《申报》《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改变了曹聚仁的人生方向，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发回了大量报道，1947年，这些战地报道被整理成《中国抗战画史》结集出版，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资料，曹聚仁也成为闻名全国的报人。
1940年，为了女儿曹雷的出世，同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夫妇决定在相对安宁的赣州安家。没多久，蒋经国找上门来，以“老师”相称邀曹帮助自己主持赣南的《正气日报》。当时，在曹聚仁女儿出生后，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还曾专门找了一个士兵挑了鸡蛋到他家来看望。
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后找到了曹聚仁，但曹不是他的幕僚，只是帮助他办过报纸。这样的关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简单的，因而曹聚仁和蒋经国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
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做记者、文人的经历，曹聚仁交了很多朋友，国共双方都有，民主人士邵力子又是曹聚仁的老师，这一点与章士钊颇为类似，这或许是他们充当中间人最大的优势。
1956年的北京之行应该是曹聚仁近十年为国共牵线的起点。
在曹聚仁北京之行前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上提到：“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文章说：“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因而，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不久，台湾方面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正是万木葱茏的初夏，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这次，他仅在北京待了短短几天，便匆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出生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进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和台湾方面通报了他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夏，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北京方面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开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也可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走漏消息，被外界察觉。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和蒋经国立即上岸登机，飞往台中蒋介石官邸。第三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
1.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2.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5.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了。
张治中台海传书
1949年后十多年的两岸关系，其实还是一种内战思维的延续，不过表现形式是冷战，是全世界冷战局势的一部分。但在此情况下，也呈现出一些缓和与接触的迹象。在这种环境下，国共双方或派出密使，或托人传话。中共方面最先受命做媒和试探的，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与国共两党都有很深渊源的著名将领张治中。
1950年3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电文称张“现在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一年开始，张治中努力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张治中多次给台湾当局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位终其一生倡导国共合作的老人在1969年4月所立的遗嘱中，还将祖国统一当作他的遗愿。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曾位至行营主任、集团军总司令、侍从室主任、政治部长、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还担任过湖南、新疆两省主席，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同时，他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长期交往，曾为国共两党两度合作出过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有“三到延安”之举，有“和平将军”之美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些主战派将领敦促蒋介石通过内战，剿灭中共，唯独张治中提出不能战，因为“无论从政治、经济、民心三方面来说都不能有内战”。邓颖超评价张治中时说，张将军“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因此，在1950年，中共中央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无疑非常恰当。张的工作开始后，毛泽东与他在半个月内互通了4封电报。在张由南方赴京汇报时，毛泽东曾亲电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其布置沿途护卫，可见张治中肩负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举之重视。
1954年，张治中发表名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在历述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后，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只要你们能弃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全国人民已经伸出手来，希望你们勇敢地走上这条生路，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使台湾早日得到解放。”
1956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并希望台湾当局适时派出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合适的地点进行商谈。
张治中在回答《团结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周总理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诚恳的态度，我相信台湾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和同意的。”“周总理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两次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这等于暗示我们不妨再来第三次合作。”
时隔不久，在1957年3月的一次民革会议上，他又专门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阐发了自己见解，认为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很大，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眼见祖国几年来的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发生倾向祖国的心情。第二，目前世界总的情势是缓和与进步，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容乐观。第三是台湾内部的情况，台湾军队一天天变老，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前途无望。第四，美蒋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蒋论，这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
1958年10月，张治中写了一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号召在台湾的故旧毅然抛弃美帝，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篇短文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生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次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张治中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1963年初，周恩来加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他请张治中写信给刚赴美访问的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和前途，说明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特别是向战犯战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6年5月，他分批会见宋希濂、杜聿明、范汉杰等26名战俘战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1959年国庆节，上述战俘多数被释放，后来做了很多对台宣传工作。
章士钊遥望南云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那天的启德机场显得空空荡荡的。
从这架飞机上，抬下一位93岁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他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
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章士钊的养女、著名的女外交家章含之后来说：“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章含之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于是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
“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章含之回忆说，“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
章含之问章士钊：“你还去得了吗？”
章士钊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
章士钊最终成行，章含之却忧心忡忡。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的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章含之说，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即洪晃），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回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章士钊已去世的消息。
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国民党的要人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钊对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不想这竟是他留给章含之的最后遗言。
章士钊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第二个心愿当然只能作为他的遗愿了。
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秘闻”如今已相对公开，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交游甚广，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杨昌济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
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士钊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士钊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月笙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３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访问北平。章士钊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0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６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士钊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章士钊先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唯一一个与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中国人。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500万字。
章士钊先生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叫吴弱男，吴氏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又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生有三子：章可、章用与章因。
章士钊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苏州人，婚后收养一女。这个养女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章士钊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苏无锡人。雪明珠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雪明珠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他与雪氏婚后无子。
章士钊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关系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钊再适合不过。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曾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章士钊与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当时中共中央还有一任务，要章士钊动员杜月笙回大陆，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从1956年开始，章士钊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每次出行前，周恩来总理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
1958年8月，金门炮战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从1956年到1964年，章士钊每次到香港“探亲”都一住半年。这实际上也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该启程时，因为“文革”爆发，他每两年一次的固定行程也被打断。直到1973年才再度赴港，谁料此次一去未能回。
廖承志伫候复音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唯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地顺势，负起历史重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旨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82年，蒋介石已去世7周年，7月，蒋经国在台湾发表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其中提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蒋经国还在文中充满深情地说：“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蒋经国流露的故乡之情，立即被邓颖超捕捉到了。当时担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因为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参与“廖公信”写作的时任中央台办研究组组长的耿文卿这样回忆说。不难理解的是，这封以廖承志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信背后是大陆高层的一番良苦用心，耿文卿说，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用“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四个渐次递进的主题来概括。
据耿文卿说，“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20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就加了这样四句：“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亲笔题词，用了鲁迅先生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时，这句话再度被引用，明确地传递良好的愿望。“很多人不知道，写这封信是邓小平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志商定的，并由他亲自批示发表。”国台办工作人员李立在其《目击台海风云》一书中提及，邓小平对此事的诸多细节也十分关心，比如他叮嘱下属“研究以何种方式发表效果最好”。为了更能动之以情，廖承志在信中也数次引用蒋经国的原话，后据台办工作人员透露，这是中央台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
廖承志在信尾提到，“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在最后审阅时，邓颖超又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伫候复音”——但彼岸的蒋经国仍沉默不语。当时与蒋经国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钱复在其回忆录中说，1982年7月25日，蒋经国曾指示他到其官邸，“告以廖承志有电报给他，内容尽是威胁利诱”。
廖承志的公开信，等到的却是宋美龄的回应。8月17日，宋美龄也以公开信形式回了廖承志，“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虽然对廖承志以“世侄”相称，但宋美龄的回信语气依然强硬甚至暗含讥讽，反劝饱受“文革”折磨的世侄廖承志“幡然来归，以承父志”。
其实早在这封公开信之前，廖承志已作过与宋美龄联络的尝试，担任这个特殊使命的便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传奇色彩的“飞虎将军”夫人陈香梅。
陈香梅的外祖父与廖仲恺是亲兄弟，因此，她对廖承志以舅舅相称。1980年除夕，她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特使应邀访问中国，“舅舅告诉我，宋庆龄女士最近身体不好，她们姐妹分开多年，宋庆龄希望最后能在上海与美龄见上一面”。当时由病危中的宋庆龄口述、廖承志代笔写了一封信，由宋庆龄签了字，交给陈香梅。回到台湾后，陈香梅立即亲自交给了张群先生，但据说宋美龄过了许久只有一句话：“信收到了。”不久，宋庆龄在北京逝世。事实上，自1945年5月最后的书信往来以后，直至宋庆龄去世，姐妹二人再未联络。
“邓大姐后来又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是我起草的，宋美龄也回了信，口气有所缓和。”原中央台办主任杨斯理后来回忆说。跟随邓颖超多年的秘书赵炜回忆，1984年，在邓颖超80大寿时，宋美龄还托人送了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生肖为兔。这只“友谊兔”至今仍被保存。
陈香梅在1980年首次回国也受到邓小平接见，并一起吃了年夜饭。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邓小平建议陈香梅向台湾方面提出允许退役军人到大陆探亲。陈香梅到台湾将此意转达给蒋经国，蒋经国在去世前几个月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