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安农场因为隶属司法系统的缘故，总场及下属各分场的负责人都由管教干警担任，劳改犯及刑满释放人员管他们叫“政府”，知青们则称他们“领导”。因为长年与犯人打交道的缘故，所有领导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好像谁欠了他们钱想赖账似的。
元豪他们18连所在的四分场有两个领导。一个是分场革命委员会主任，名叫罗红标，知青们都称他“罗主任”。此人身体壮实皮肤黝黑，两只眼睛间距很宽。他有个亲哥哥叫罗红槐，是达安农场党委副书记，算得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罗红标大约三十来岁，媳妇前几年生孩子时死了，给他留下一个没有娘的女儿。如今他有事没事总喜欢往女生宿舍跑，所以对知青还算客气。
另一个是分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年纪四十多岁，大名叫黄向东。知青们听说他原来叫黄富贵，是“文革”初期改的名。据说他原是一名“解放战士”，被俘后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此知青们都有些看不起他。由于长着一对突出的黄板牙，大伙当面称之“黄主任”，背底里都叫他“黄板牙”。别看此人官儿不大，官架子却不小，遇见知青总喜欢把头抬得高高的，身体尽量往后仰，以致上衣显得“前面短，后面长”。倘若遇到总场领导以及罗红标，他立即像“鸡啄米”那样低下脑袋弯下腰，衣服马上变得“前面长，后面短”。此事虽小，却也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人格卑劣的家伙……
在每个安置知青的分场里，还都保留着一定数量的刑满释放人员，也就是所谓的留场职工。这是因为知青们都来自城市，初来乍到不谙农活，所以才让部分刑满释放人员留下来帮他们干活。尽管这样，知青和留场职工之间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在当时看来十分正常——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政治地位，而且还可能随时进行破坏，为此知青都将他们视作危险分子！
那会儿凡是被判过刑的人，哪怕仅仅判了一两年的有期徒刑，刑满后也不可能被真正释放。他们注定永远留在劳改农场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直到最后丧失劳动能力，苟延残喘直至死亡。用管教干部的术语说这叫“留场”，刑满释放后劳改犯便成为“留场职工”。称呼虽然有所改变，实际上与犯人没有多大差别。留场职工依然没有人身自由，管教干部随时随地可以给他们戴上手铐，实行羁押、甚至进行体罚和殴打。
唯一不同的是：留场职工每月可以领取少量的生活费，生活费虽然不多，对他们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单身男人可以凭借这点微薄的收入，去附近村子里找个小寡妇组成家庭。由于苏北地方实在太穷了，有时甚至还可以娶到一个黄花闺女做老婆。当然，前提是必须得到管教干部的批准，还有就是劳改生活尚未彻底摧毁这个人的男性功能……
在这些安置知青的分场里，所有人员大致可以分为六个等级：高高在上的是分场“领导”，即原来的管教干部；第二等就是“领导家属”，也就是领导们的老婆孩子；第三等则是所谓的“干部”，通常指股长干事之类的小干部，也包括从知青中提拔起来的一些连长排长；第四等就是一般群众，即所有前来接受思想改造的普通知青；第五等称之为“职工家属”，也就是留场职工们的老婆孩子；第六等即最底层的，便是那些名义上已经刑满释放，实质上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留场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