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隆冬。
这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这是我离开大学课堂进入科学圣殿的第二个冬季。那时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饥饿阴影已开始淡漠，处于冬眠状态的科研工作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轨道后，所领导找我谈话，要分配我担任本所王静如教授的助手，意在征询我的意见。这对我来说不啻一闷棍。我毕业于1961年，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编制在紧缩，全国各大学分配到民族所的12名大学生有半数被另行分走了。由于我们是学习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又都有从事两年以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史志编写工作的经历，所以还是被坚决留了下来。那年月，虽然物质条件匮乏，精神生活拘谨，但青年人还总是充满梦幻般的憧憬与理想。五年大学生活，特别是其中用两年的时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实践，使一个太行山沟的儿子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1958年，我曾到南国海疆闽东畲家山寨，在苍山碧水白云深处和畲民共同生活，调查和参与完成了第一部畲族史志；1960年，当西藏平息叛乱的枪声甫停，我又长途跋涉入藏。辽阔的藏北高原、美景如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都印下了我的足迹。勤劳、淳朴的少数民族人民，丰厚神秘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入迷。我又迷恋上了保留有猎头习俗的云南佧佤山佧佤族的历史文化。那时的抱负是做一个20世纪的摩尔根，终身扎根到云南边疆，为新中国的民族学作出贡献。所以，当我突然听到所领导分配我给王静如教授当助手时我犹豫了。
王静如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西夏学者，中国西夏学的开创者之一，本世纪30年代他的三部西夏学著作名世，获法国茹来奖，在国际西夏学界享有盛名。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西夏学的研究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个时候，由于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一些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民族所有一批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深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如蒙古史学家翁独健，回鹘文专家冯家升，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辽金史学家陈述……帮助他们工作，向他们学习，继承他们的学问，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属下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民族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被安排给王静如先生当助手，这是当时民族所一些青年人所艳羡的，而我因为正在做摩尔根的美梦，对领导上的决定就举棋不定。幸好当时还作为共青团员的我，最后只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我更是完全陌生的一门学问，时人所谓“冷门”，或誉之谓“绝学”。西夏本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西夏被元朝灭亡，元人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王朝纂修同等的纪传体《正史》，导致西夏史料湮灭亡佚，百不存一。清代自乾、嘉以来崇尚考据之学，学者多由经学转向史学，尚属空白的西夏史园地，很自然地引人注意。他们着手给遗忘数百年之久的西夏历史进行复原补阙工作，开始撰著几部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西夏史书。自载有西夏文字的碑刻和钱币被世人发现和识读后，特别是20世纪初西夏文字文献的大量发现，中外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西夏语言文字的解读上，从而通过西夏人自己的著述文献，去认识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
接受助手工作后，我一开始整日捧读王静如先生成名作《西夏研究》三卷，同类似鬼符的西夏文字，和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的佛经打交道。王先生布置我帮他搜集和翻译俄国学者研究西夏学的资料，我才知道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献早被俄国人掠夺去，当今世界执西夏学牛耳者乃“苏联老大哥”。其时中苏两党交恶，剑拔弩张，论战不休，我始明白，我们的西夏学还包含着“反修”的政治内容呢。
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一段时间我被临时调到民族所下马的建筑工地上新盖的猪舍担任猪倌。白天生炉火、挑水、剁红薯藤、熬猪食、清洗猪舍、喂猪，傍晚，安排猪们吃饱喝足安息后，我便在宿舍里作一番西夏神游。
冬夜是漫长的，一到天黑西北风就毫无顾忌地肆虐起来，从楼旁的大操场翻卷起黄尘残叶，扑向窗棂，在窗台和桌子上积了层层尘土，让人心里发沉。才近9时，已听不见楼下锅炉房的马达轰鸣，暖气停火了，寒气袭来，这时就只能拥被坐在床上，借着高挂屋顶上昏暗的灯光，完成夜里的工作。
那一夜我边读边译几篇搜集到的俄文资料，一篇短文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是一篇刊登在1962年4月3日苏联《真理报》第四版上的报导，题目是：古代民族的新生；副题：列宁奖金应征著作介绍。文章简略介绍了沙俄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部于本世纪初到中国内蒙古的黑水城遗址发掘大量西夏时期珍贵文物文献情况，和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聂历山的两册巨著《唐古特语文学》（研究和字典）被推荐为列宁奖金应征著作。聂历山在30年代初同王静如先生有过学术书信交往，1932年北京图书馆刊出《馆刊》西夏文专号，聂历山还寄赠苏联所藏西夏文献目录及其研究文章。据说聂历山未能善终，1938年被枪决了。60年代初介绍聂历山的文章，谈他死时都回避了，或称“我们万分地惋惜卓越的苏联学者聂历山的不幸逝世”云云。1994年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时，得知我的朋友列社托夫教授专门收集研究斯大林时代被处决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聂历山。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仅仅感到祖国珍贵的文化宝藏被外人掠夺了去，还要获得什么奖，这一点隐隐地刺痛了我，决计把西夏研究搞下去，长长中国人的志气，给“苏修”看，不也是“反修”的具体行动吗？何况当时所里大部分人下乡搞社教，大搞阶级斗争去了，跟着王静如先生搞西夏还是一处难找的避风港、防空洞呢！从此我踏上了到西夏王国遨游的航船，寻找着、探察着被人遗忘的古代王朝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