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面对中国阵地上出现的装甲巨兽，日军手足无措，只能簇拥着玩具一样的M-25装甲车掉头就跑。
一
1932年初，受关东军“九一八事变”轻易占领东北三省战绩的刺激，日本海军也迫切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大利益。9月，作为与关东军的呼应行动，日本海军调动大井号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运送海军陆战队到达上海，增援当地日军，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取缔抗日组织，调防驻扎闸北的十九路军等无理要求。而中国方面的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等爱国运动则风起云涌。
尽管南京当局有意妥协，但日方条件过于苛刻，且谈判中屡次变本加厉。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深感局势危在旦夕，积极备战。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高级将领在真如召开军事会议，对十九路军及驻扎上海的友军税警总团、宪兵第六团、铁道炮车队、飞机队等下达作战部署，决心与日军一战。28日，日军进犯闸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
由于敌强我弱，内部又矛盾重重，这次抗战终以签署屈辱的《淞沪协定》而结束。但十九路军孤军一旅的顽强抵抗即打得日军四易主帅，几个月无法拿下上海一隅之地，令举国上下一扫不战而失东北的颓唐，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也为此后的全面抗战在军事战术上积累了经验。
在这场局部战争中，双方都动用了若干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和战术。比如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美国志愿飞行员肖特尝试的“空中狩猎”战术对未来空战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军则首次尝试了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对地支援作战。这些尝试使淞沪战场成为某种意义上独特的兵器试验场。
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战舰二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中国海军没有参战，飞机仅二十余架，双方炮兵火力相差更大。
以扼守长江口的吴淞要塞而言，这里装备的火炮大多是清末的产品，无论射程还是威力都不是日军的对手。其中重要的狮子林炮台在日舰炮火下仅仅半个小时就丧失了战斗力。
1-33日军攻击吴淞，吴淞炮台中弹起火。
不过，镇守吴淞炮台的78师副师长谭启秀（原台长邓振铨开战不久即逃）并非等闲之辈，在日军开始登陆后指挥部下用老式火炮顽强抵抗。根据日本1932年出版的《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一书记载，在3月1日攻打吴淞要塞的战斗中，日军运输舰金陵丸（2，717吨，被征用的原日本汽船社邮船，舰长为长泽佳吉）被宝山炮台击中烟囱和机舱等处，受伤太重，起火座沉，舰上机械曹长松田利夫等被击毙。
此战，根据日军记载，在吴淞要塞的抵抗中，日本海军先后有三艘军舰被击伤，分别是睦月号一等驱逐舰、卯月号一等驱逐舰和榆号二等驱逐舰，伤亡睦月舰长高次贯一少佐以下数十人。
日本方面将中国军队这一战绩归结为“使用了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大口径海岸炮”。
尽管全面衡量，淞沪抗战中日军拥有压倒性的装备优势，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参战的中国军队巧妙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的特殊地形与敌周旋，因此在优势日军面前打得有声有色，毫不示弱。若干仅有少量装备的先进武器也在一些局部战场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在优势装备的日军面前，十九路军巧妙地利用堑壕工事与日军周旋，日军因此损失惨重，在报告中多次强调“支那军工事意外强固”。
为了打破中国军队顽强的防御，日军在上海大量使用了战车部队，这也是亚洲国家最早使用装甲部队的战例之一。
关于日军装甲部队在上海的战斗，中日双方都有较多文献进行描述。日军参战的装甲部队，前后期分属不同部队。在战争后期日军投入战斗的是重见伊三雄指挥的独立战车第二部队，使用从法国进口的雷诺NC-17战车和日本自制的八九式战车，多次充当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也在战斗中成为中国炮兵重点打击目标，颇受损失。
日军在战役前期对中国军队颇为轻视，投入的战车为海军陆战队轻装甲车队，指挥官为世川涛平大尉，使用车辆型号为英制M-25轮式装甲车。这种车辆是日军感到驻上海的陆战队在市区的战斗中缺乏重装备而于1931年从英国购买的，共计10辆。在初期作战中，由于十九路军各部缺乏与战车作战的经验，这种状似甲虫的装甲车曾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杀伤。
这种车辆本为英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机场警戒和殖民地防暴任务而开发，尽管适合城市巷战，但火力与防御在正规军的对抗中都稍显差强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战斗中，并非仅仅日军出动了装甲部队，中国方面的战车部队也曾登场，构成了战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
1月29日，日军对十九路军的战斗在闸北爆发，在这一战中日军即广泛使用了M-25维克斯轮式装甲车作为开路先锋。
战斗在闸北爆发并非偶然。日本军事作家高桥升这样描述当时上海的局势：“日本的侨民，1932年在上海已经达到326，000人，集中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侨民占全体的一半。日本海军的陆战队本部设于北四川路北部，西边属于中国管辖的街区就是闸北。”
因此，驻扎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就成为了驻沪日军的眼中钉，借口护侨，要求中方将反日情绪强烈的78师区寿年部撤离闸北。双方在这里争夺的核心是纵贯闸北的淞沪铁路。日军在开战前已经控制了铁路北端的天通庵火车站，而中国则控制着由此向南的铁路沿线和南端的上海北站。双方各以这两个车站为中心部署阵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夕，在日军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但不等78师部队撤离，试图以此为借口迅速占领上海的日军即发动攻击。
战斗开始后，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少将宣称，靠他手中的五千名陆战队，只要四个小时就可以控制上海。
如果考虑到九一八事变时沈阳的中日军力对比，盐泽的想法一点儿也算不上狂妄。
日方记载是这样描述战斗开始情景的：“作为‘掌上明珠’的装甲车，被一辆一辆部署在各处攻击阵地，战车引领着身穿海军制服的陆战队士兵勇往直前。上海街道铺装良好的道路给轮式战车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貴重な装甲車両である本車は1両ずつバラバラに配備され、ネイビーブルーの軍服に身を包んだ陸戦隊兵士の先頭に立ち活躍した。また上海市街の舗装路は装輪式の本車の行動を容易にした。）”
日军的阵容，是将海军陆战队沿南北走向的北四川路一字排开，主力为驻沪海军陆战队第一、第二、第三大队，指挥官为鲛岛具重男爵。鲛岛设前敌司令部于北路小学校，以第二大队于北方天通庵方向青云路与天通庵路方向进攻，压制中国军队侧翼；第一、三两大队主力则集中南线，在维克斯装甲车掩护下自东向西发动攻势。
在北线天通庵路和青云路方向，由于地形的关系，双方的炮火都能够把这里变成一片火海，所以，这里的战斗只是一种陪衬。尽管如此，战斗打响后，这里的日军依然遭到顽强抗击，经过一个半小时战斗阵亡藤田、政门两少尉以下二十余人。29日，看到全面攻势已经受挫，11点30分“全部队向铁路线以东复归”。
真正激烈的战斗在南线爆发。
南线，北四川路西侧即为十九路军控制的闸北阵地，吴淞铁路与北四川路基本平行。在北四川路和铁路之间，有五条基本与其直角相交的道路将两者相互连接起来，分别是横滨路、宝兴路、三义里（广东路）、虬江路、靶子路。78师师长区寿年料到一旦开战日军必试图切断淞沪铁路，因此在各条道路的路口都设置了街垒阵地，以翁照垣旅重兵扼守，意图依托市区建筑阻击日军的攻击。事实证明区寿年的判断完全正确，日军果然将部队分成五路，在战车的掩护下同时沿五条街道发起了攻击。
他指挥的部队此时堪称扼守国门，日军在他的阵前猛攻一个多月，始终无法突破闸北防线。有人认为从一二八的战绩上看，这位粤军名将比他那个在中国足球队镇守国门的孙子区楚良表现要好得多。
在日方对此战的记载中，至今坚持，战斗是由于日军移防经过十九路军阵地双方发生冲突而爆发的。且不说通过对方的阵地移防未免荒唐，看日军自己的描述，这种以战车引导步兵的行动，完全是发动进攻的标准阵型！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这些细节处显现。
夜11点50分，日军开始行动。
与一般记载不同的是，在闸北和日军打响第一枪的并不是十九路军，而是警察——因为中方为了避免冲突，已经令78师部队撤离一线阵地，只留警察警戒。根据日军记载，中国警察尽管只有手枪，但颇为勇敢，战斗中毙伤了日军第4中队机枪小队小队长政门清世少尉等多人。战斗打响后，十九路军官兵随即投入战斗。蔡廷锴闻讯，星夜赶往预设在真如的前线军指挥所就近指挥作战，并命令上海周边十九路军各部队迅速进入市区阵地，支援78师。
十九路军参谋长赵一肩在报告中写道：“敌于是晚十一时半，以天通庵车站为据点，右自虬江路口，沿宝山路、宝源路、横滨路左至青云路等处，同时用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156旅第6团防线猛冲，并起火焚烧各商店，一面用手榴弹从屋顶掷下，来势极凶，卒赖我官兵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为毁车之利器，将敌完全击退，并毁敌战车四辆，我方伤亡亦大。”
如赵参谋长所述，日军战术有素，步兵枪法极好，战斗力很强，在炮火掩护下打得凶猛异常。特别是一面前进一面用旋回机枪猛烈扫射十九路军阵地的维克斯装甲车，给守军带来了巨大震惊。一二八之战中，中方担任正面阻击的张君焘团（即156旅第6团），战斗开始仅仅五个小时即伤亡六百多人，占全团三分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日军以这种装甲车当先开路突破中国军队阵地时造成的。
幸好，十九路军部队的防御工事迟滞了日军装甲车的前进——按照日军纪录，中国军队在铁路以东的各个路口都拉上了多道带刺铁丝网，并用沙袋构筑了工事。如果日军的车辆是履带式的，这种工事不会形成太大阻碍，但M-25装甲车是轮式的，所以无法长驱直入，只能在工事前等待步兵清理道路。随着中国军队从最初的惊诧中恢复了勇气和智慧，这种M-25维克斯装甲车的弱点就完全暴露了——它的机枪火力缺乏震慑力，而装甲厚度又不够。中国军队采取将敢死队预伏于街道两侧，待装甲车接近用手榴弹炸其行动部分，尔后用轻武器近距离攻击的方法，有效地遏制了日军装甲部队的攻击。
让我们对照1932年出版的《海军陆战队上海战斗记》（作者有马成甫）和中国方面的《淞沪御侮记》，来看看此战中具体情形吧。
三
横滨（浜）路日军进展迅速，以两辆装甲车突破十九路军第一线防御，一度占领铁路线，但日军很快发现中了埋伏，攻到铁路线的日军遭到从两侧建筑上和背后飞来的子弹和手榴弹的猛烈打击。继续进攻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子弹和手榴弹弹片打中装甲车四处崩飞，靠近装甲车不但无法掩护自己，反而更加危险。日军被迫下令装甲车后退，双方打成对峙。
宝兴路一线日军第1中队指挥小队小队长赤尾俊二少尉骄横地当先突进，战斗一开始就被一枪击毙。日军士气大挫，又有铁门拦路，战斗遂胶着于克明路口。装甲车被打得胆寒，只敢用探照灯帮忙照亮。
在广东街三义里进攻的日军是第3大队（夕张巡洋舰带来的陆战队）第7中队，开始日军遭到顽强抵抗，但配属的一辆装甲车用燃烧弹对十九路军的阵地进行猛烈扫射，掩护日军步兵完成了突破。可是，中国军队很快恢复了斗志，并用猛烈的火力阻止装甲车的前进。夜暗中只见无数火花在装甲车上迸飞——那是中国士兵的子弹打在装甲车上。并不是每一处的装甲都能挡住子弹，混战中多发子弹击穿了装甲车的车体。装甲车被打瘫使日军攻势顿挫。但是，就在这时，得知此地战况不利的日军第3大队大队长高桥一松少佐亲自带着另一辆装甲车和四个小队的援军赶来。高桥亲自在装甲车中坐镇指挥攻击，大队旗手则手擎队旗从装甲车中探出身去高呼万岁。日军后方的野炮，23驱逐舰中队的舰炮也炮击支援。日本海军陆战队士气顿时高涨，进攻再次拉开序幕。
但是，闸北可不是北大营。
有马成甫在文中如是描述这场进攻：
便衣队突然从侧面袭来，常磐小队留下就地阻击。在夜暗中继续前进，五米，十米，侧面出现一簇簇黑影。（大队长）打开后门，对着黑影大喊：是XX小队么？
砰砰砰砰砰……
“大队长，敌人的子弹啊！快关门！”这是长谷部装甲车分队长在喊。
这样，旗手被叫了回来，战车闭门前进，边进边用机枪对外射击。但是，当战车到达中国阵地的沙袋工事前时，中国兵的抵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不断传来子弹打在车体上的声音。战车内不时有点点的闪光出现，那是从射击孔飞进来的手榴弹弹片，周围的情况根本无法看清。
因为侧门上的中弹声音稍少。旗手稍稍推开侧门，随后报告击中装甲车的弹片正在崩飞杀伤周围的日本兵。他边从那里向外望，边喊道：“前方二十米，有三挺敌人的机枪！”一语未毕即被一弹命中，随着一声“我中弹了”掉落车外。
“快向后爬！”车中的日军对旗手大喊，免得他被再次打中。
装甲车成了中国军队集中射击的目标，距离越近，命中的弹丸威力越大，日军战车多次被击穿，顶部的机枪都被摧毁。车中的大队长高桥中弹负伤，成为这天战斗中日军伤亡人员中军衔最高的一名。装甲车分队长长谷部、驾驶员隋川等也被击伤。失去装甲车的掩护后，冲到邢家桥路口的日军报告：“因为刚刚到达上海几个小时，还不熟悉周围的情况，我们误入敌军的火力网，暗黑之中可以看到吐出火焰的敌军步枪机枪，他们的火力形成不断的弹雨，在广东街敌人点燃的火焰前，暴露的我军死伤接踵，前后的人员不断被打倒，到处可以听到垂死的士兵在喊叫——‘天皇陛下！万岁！’”日军第4小队长近藤忠兵卫少尉战死。烈火燃烧到清晨不灭，这支日军只好转入就地待命，等待飞机支援。三义里之战日军伤亡59人，是各路进攻部队中损失最大的。
日本军史专家儿岛襄在《日中战争》一书中评价M-25维克斯战车的装甲太薄，实战中角度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士兵的步枪或捷克式轻机枪都可将其击穿，对手榴弹的防御力也不足。日军记录此战时，形容这种装甲车有效地增强了陆战队的突击能力，“但是5.5毫米厚的装甲，即便是普通子弹命中，只要角度合适也会被贯通，而且由于是轮式装甲车，面对路障也会出现重大的机动问题。巷战开始后，中国方面从路边和建筑物上的死角投掷手榴弹，造成数辆（装甲车）的损失。（しかし、5.5mmの装甲板は銃弾の命中角度によっては貫通されたし、装輪式なのでちょっとした障害物でも重大な問題となった。また市街戦ということもあり、中国側は路地の影や建物の上層階といった死角から手榴弾を投げ、数両が失われた。）”
虽然根据《日中战争》中的记载，日军拼死将被击毁的装甲车抢回，但中国方面因此发现日军的战车并非看上去那样可怕，军心大振。此后，日军也曾多次使用这种装甲车进攻中国军队阵地，多遭重创。2月4日，日军再次进攻宝兴路时，第4号装甲车再被击毁。不过，这种战车在这一阶段与十九路军的作战中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配置在重要街道地段，周围垒上沙袋作为活动堡垒阻击中国军队携带迫击炮进行的袭击。
中国军队使用的法制81毫米机动式迫击炮，运行轻便，火力凶猛，弹道又异常弯曲，特别适合巷战，被日军称作中国步兵部队最有威力的武器。十九路军官兵和救国会组织的便衣队经常携带这种迫击炮出击，在日军用装甲车封锁主要路口以前，曾给日军和租界中的日方机关建筑造成重大破坏。
由于迫击炮不配备穿甲弹，加上沙袋的M-25装甲车只要不是被直接命中，就很难受到致命伤害，而它转动的炮塔和高射速的机枪子弹对于携带迫击炮而行动迟缓的中国袭击部队来说则是致命的。
日方评价：“到1932年2月13日陆军第9师团登陆之间的两周时间里，为避免陆战队遭到优势敌军全歼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战车的战绩扫清了对轮式装甲车作战能力的怀疑。受其活跃表现的影响，海军同年开始仿造，定名为92式六轮装甲车。（1932年2月13日に大日本帝国陸軍第9師団が到着するまでの2週間をわずかな数の陸戦隊で大人数の敵部隊を食い止めるのに大いに貢献し、「タイヤ付きの装甲車は役に立たない」という従来の見解を改めさせた。本車の活躍を受け、海軍は同年に海軍九二式六輪装甲車を採用した）”这种车辆曾广泛用于侵华战争。
十九路军对这种“乌龟壳”阵地一筹莫展，但是随着中央军嫡系第5军投入战场，宋希濂将军率领的这支精锐部队带来了新的武器。十九路军借炮打战车，让闸北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吃了大亏，那大概也是十九路军和M-25装甲车最后的恩仇了结了，咱们后边再说。
一二八之夜，日军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原因甚是复杂。单从战术上讲，平均分配兵力几路并进，进攻力量捏不成拳头是兵家大忌。将战车分散配属给步兵使用也是如此，日军要直到1939年南昌战役才学会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十九路军打的是防御战，略有缚手缚脚，若是换了八路来打这一仗，只怕当场会放一路日军进来包饺子。
看来，九一八的轻易得手让日军产生了过剩的心理优势。
不过，当晚战斗中最吸引国际军界人士的，则是双方装甲部队发生了交手。双方交战的地点在虬江路。
这一晚最激烈的战斗也发生在虬江路。在这里发动进攻的日军为第1大队第2中队。其尖兵吉松小队与中国警察（日军称为“公安局巡捕”）在赫司克尔路口交战，中国军队利用一座二层楼房作为据点用机枪反击。日军试图除掉铁丝网不成，暴露在街道上的官兵在与十九路军官兵对射中不断中弹，日军狂呼：“呜呼，我们要沙袋！”并纷纷挤到装甲车的后方以求掩护。
四
这路日军配备有两辆装甲车，一开始战斗其中一辆的水箱即被炸坏。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的一线阵地，攻到敦仁里，中国军队的子弹不断命中装甲车，发出亢、侃、波的怪音。冲在前面的5号装甲车油箱被击中。中国兵接着用手榴弹集中猛炸这辆瘫痪的装甲车，日军5号车车长阪口近次少尉被撕裂装甲的弹片击穿了脖子，另有高冈芳太郎等三名战车队员负伤。两辆日军装甲车都失去了战斗力。事后发现其中一辆日军装甲车上竟有五百多个弹痕（可惜击穿的只有不到十弹）！
好在到夜间1点30分，又有一辆装甲车赶来支援。这辆车本来是派去攻击靶子路的。但是日军进攻靶子路的部队是刚到上海的新军山仲中队，道路不熟迟迟不能发起进攻，只能和中国军队进行远距离对射，所以干脆转到虬江路方向来了。
中国军队据守阵地，拼死不让，两军的战斗久久难分胜负。双方的战斗持续到到1月29日凌晨2点30分，战场情况忽然一变。
当时，日军正派出一个小队准备迂回到十九路军阵地后方的宝山路道口，对守军进行夹击，却发现中国军队的火力突然增强，有呼啸的炮弹迎面飞来，染谷军曹等当即被炸翻在地。与此同时，日军士兵发现中国军队控制的铁道上驶来一具庞然大物。
中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出现在了淞沪战场，这支装甲部队，既不是坦克，也不是自行火炮，而是一种罕见的武器——
装甲列车！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32年上海中日武装冲突》的备忘录中，记载了观战时虬江路战场的情景：日本军队遇到中国部队的坚决抵抗。尽管他们成功地到达吴淞铁路线直到宝兴路，但未能到达这个地点以南的防线，双方战线沿铁路以东，一直到北河南路与北四川路之间的公共租界边界。
日本军队的左翼遭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重火力的袭击。
“列车由北站开出，在吴淞铁路线上巡逻，阻止日本人占领分派给他们的整个防区的这一部分。于是一队一百人左右的日本水兵，在一辆装甲车伴随下，试图通过北河南路一道分隔租界与中国地界的铁门，但遭到万国商团的阻挡，因为那道门座落在他们的防区内。这道门通往火车站。”
应该说，上海列强控制的租界工部局一二八之前撤退各处巡捕，对日方带有一点讨好的态度。但是，看到中方的抵抗如此强劲，他们暧昧的“中立”，马上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所谓翻脸如翻书，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大体如此吧。
在英文的《The Japanese attacks at Shanghai and the defense by the Chinese.1931—1932》中，也记录了装甲列车的这次战斗，称“一列中国装甲列车开始沿着吴淞铁道线巡航，并朝一切可以看到的日军官兵开火。同时，中国的便衣队继续执拗地向日军背后渗透。（A Chinese armored train began patrolling the Woosung Railroad line，firing on any Japanese seen.Chinese mufti-Soldiers continued to snipe in the Japanese rear.）”
日方的《海军陆战队上海作战记》中这样描述：“战斗中，中国装甲列车忽然出现，迂回的坂口第2小队遭到炮击，用机枪应战，中国列车稍微退却，看到这种射击不能阻止自己，又重新向前开进，用车上机枪扫射我军——对于重炮装甲列车，除了用飞机轰炸以外，别无办法。早晨11点，我军飞机出现在闸北，装甲列车终于开始退却。飞机追上去投弹，第一发没有命中，击中了上海北站的建筑物，黑烟飞扬，很快起火，能登吕号的飞机继续追击，直向真如方向追去，但并没有战果。为了阻止装甲列车的前进，本部工作队12点20分于虬江路和宝山路交界处炸毁路轨。”
而日本方面悼念在上海战死官兵的文集《咦，忠魂》里面，还有一篇文章《独腿的自行车传令兵》，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战斗的场面。写这篇文章的是日军传令兵铃木实，他在这次战斗中被中国装甲列车击中负伤。
“山仲中队在虬江路顽强的敌阵中陷入苦战，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敌军在北停车场、宝山路等地显然留有大量部队，随时可能从我占领阵地的侧面突入。此时，坂口小队长率一个班向北站搜索攻击，一直打到敌军阵地前50米，攻击一座三层小楼。此时，敌军装甲列车炮开始对我阵地炮击，两弹在我阵地附近炸裂，造成多人负伤。看到这一情况，小队长转而命令占领街垒防御。虽然双方一度打成对峙，但是很快我军的机枪阵地就被炮弹击毁。小队长让身为传令兵的我前去抢救机枪手。我刚一出发，又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我的大腿当即中了弹片，是贯通伤。小队长将我背出来，但我不肯撤退，称‘一条腿也可以骑自行车传令！’然而，一上车我就因为失血太多栽倒下来。”
实际上日军早在战斗开始前，就得到情报称中国军队控制的车站（即上海北站）内藏有两列装甲列车，只是骄横的日军对此并不重视，结果在战斗中吃了亏。日本军事历史作家高桥升在《Panzer》1997年第7期的文章中这样描述这列中国装甲列车：“中国装甲列车是由苏联或法国军事顾问团指导建造的优秀产品，车厢中央载有带装甲的圆筒型炮塔，这种造型对日本后来制造用于大陆战场的装甲列车颇有参考价值。”“上海事变活跃的中国军装甲列车共有两列，被称为‘蒋介石的铁甲列车’，其上配置的火炮，是使用野炮或山炮改造后搭载的，这种兵器是中国用来保卫铁道的最好武器。由于只能在铁道上使用，它无法在野战中发挥价值……但是装甲列车此后在中国战线各地域曾广泛使用，成为让日军头疼的兵器，与日军装甲列车也曾发生过战斗。”根据高桥升提供的照片，28日投入战斗的中国装甲列车名为“北平号”。另一列名称不详。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用近乎变态的重战车猛攻只有轻装甲车的日军，这在抗战史上堪称奇闻。在能登吕号的飞机赶来参战之前，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日军被迫后退，依托建筑组织防御，在虬江路的攻势遭到彻底挫败。
那么，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编制情况来看，它并不隶属于当时中国的正规装甲部队。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纪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5军的作战，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纪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的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3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1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3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这张照片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八九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五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如果深究起来，这列北平号装甲列车，很可能就是张宗昌为其白俄部队建造的“北京号”装甲列车，曾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时期十分活跃。在美国人丹·赫尔曼所作的《白肤色中国官员》一书中，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北洋军阀部队一列装甲列车的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或者“北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中翻车，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据此，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在上海迎接北伐军的起义中被起义人员俘获。1928年，国民政府将北京市改名为北平市，这列装甲列车大约就在此时改名，此后一度由唐生智部使用。1929年12月唐生智在平汉路起兵反蒋时，他手上有五列铁甲车：民生、民权、平等、泰山及北平号，以蒋锄欧为铁甲车司令。但蒋锄欧无心内战，不久即利用自己掌握的密码，向南京输诚。唐生智战败后，蒋锄欧成为南京政府的铁甲车司令，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交通兵2团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按说十九路军发起淞沪抗战，南京政府方面并没有全力支持，那么，属于交通兵2团的装甲列车怎么会支援十九路军的战斗呢？
一种看法是，交通兵2团的4列铁甲列车担负着京沪线日常巡逻任务。估计当时交通兵团的铁甲列车正好巡逻到上海，赶上“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并遇日军装甲车攻击淞沪铁路，于是投入了战斗。另一种看法是，京沪铁道上的装甲列车是接受双重指挥的，除了总司令部可以调动，淞沪警备司令部也可以指挥它们。一二八时的淞沪警备司令是蒋光鼐，此前为陈铭枢，都是十九路军色彩浓厚的将领。据考证，1月23日十九路军下达作战计划时，曾将铁道炮队（即装甲列车）配属给78师使用，从这一点看，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
1月28日夜，中国装甲列车的出动，成为日军攻势转为守势的转折点。
中日双方的战斗持续到1月29日中午才渐渐沉寂。下午1点30分，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英国领事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联系，双方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定。但是，此后双方的战斗并未停止。
根据《淞沪御侮记》记载，1月29日晚7时，日军“飞行机17台（架）沿沪宁铁道线路轰炸，其中两机飞抵真如，并破坏北站停车场”。中方随后展开反攻。
这队日本飞机应该是能登吕号的水上飞机，日军两艘正规航空母舰加贺号和凤翔号正在赶来上海途中，加贺号30日下午5时到达上海，凤翔号2月1日到达上海。但是能登呂号的纪录是携带八架飞机到上海，四架上岸使用，自己只搭载四架飞机，所以机数上中方的记录可能有所出入。
六
日方没有记载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不过蔡廷锴将军回忆“暗藏在天通庵（应为北站）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只使用了一次，就因为汉奸指示目标被炸毁”，指的应该是这次空袭中日军的战果。
在此之前，在锦州的东北军装甲列车部队曾与日军展开战斗，并在激战中一对二击败来犯的日军装甲列车，日装甲列车指挥官板仓繁大尉被击毙。但东北军的装甲列车最终被日军飞机击毁。由此可见，依靠铁轨运行的装甲列车虽然防御和攻击能力优秀，但战场机动能力较差，防空能力弱，飞机正是它的克星。二战中负有盛名的波兰的装甲列车部队也在德国空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事后，日军声称在上海的战斗中俘获了一列中国装甲列车，而且对其的研究影响了日军铁道兵的发展。
根据后来的战斗情况看，蔡廷锴将军的回忆可能有误。据高桥升在Panzer 1997年第7期撰文所述，当时参战的中国装甲列车一共两列，形制略有区别。日军这次空袭后，中国装甲列车曾再次出击。因此，被击毁俘获的应该只是一列装甲列车而不是两列。同年秋天，在狙杀张宗昌的事件中，北平号装甲列车曾出现在济南，说明它并没有损失在上海的战斗中。
由于十九路军防空力量薄弱，对日军当时技术指标并不怎么出色的飞机，硬是没有办法，只能任其猖狂。这种情况直到2月5日中国空军参战才有所好转。当天，日军一架水上侦察机在真如被击落，机上矢部让五郎少佐等三人阵亡。整个淞沪事变中能登吕号共损失三架飞机。
装甲列车部队的再次参战，是伴随30日十九路军在闸北的全线反击进行的。有马正甫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描述了这次进攻。内容如下：
“30日晨2点30分开始，前线双方开始发生战斗，两军用机枪对射。5点30分左右，中国装甲列车再次在北站停车场附近出现，用野炮朝我军阵地猛烈炮击。敌军这一炮击在整个上午持续不断，我军横滨路、宝兴路等前线阵地中弹数十发，敌（装甲列车）更向我纵深展开炮击。晨7点40分，乍浦路我后方阵地连中三弹，其中一弹击中本愿寺据点前，一名为我方工作的中国人当即被炸死。9点左右，陆战队本部被敌击中，建筑本身仅受轻伤，但死伤十余人……”
根据日军战报，此战天通庵路阵地也遭到炮击。
日军死伤者包括仲地幸二少尉、作田真彦上等兵等多人。
根据赵一肩参谋长的回忆，由于早有作战计划，闸北战斗打响之后，十九路军原在后方的60师、61师等一天内就纷纷开赴前线，78师因此没有了后顾之忧，故此有反击的余力。参战部队主力似为156旅和宪兵团。作战纪要中当日有“156旅附小炮连、宪兵团（欠1营）占领闸北，为前进阵地”的纪录。
此战，中日双方前线步兵都打得十分顽强，但是，双方在重武器的使用上却出现了差别。由于天气原因，日军飞机无法提供支持，而M-25装甲车的火力对抗中国的装甲列车无异于螳臂当车。依靠装甲列车的强悍战斗力，从九一八之后，战场上首次出现了中国军队依靠优势重武器蹂躏日军的场面。
大约受到战果的鼓舞，中国装甲列车开始向日军后方开炮，连续击中日军几个重要据点。战斗到中午0时40分，北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夜总会中弹起火（日军也怀疑是中国方面的便衣队放火），大火迅速在日军控制区蔓延。《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称“到虬江路和三义里前方阵地的电话线均被切断，我军有遭到迂回而与后方失去联络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前线部队被迫向北四川路撤退”。
这一战，十九路军不但收复了前一天日军在闸北占领的全部阵地，而且兵锋直指日军陆战队总部，大有将日军赶下海的势头。可惜的是当晚5点，由佐世保赶来的日军援军第4大队（大队长森可久少佐）抵达上海码头。这支部队加上安宅、常磐两舰的陆战队投入战斗，终于稳定了战线。1月31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率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及陆战队7000名增援部队到达上海。2月2日，日军金泽第9师团亦被派往上海参战，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剧烈变化，十九路军再也没有全歼上海日军的机会了。
由于得到增援，日军在2月上旬到中旬之间转守为攻，曾多次向闸北十九路军阵地发起攻击。日军飞机在进攻中十分活跃，除了猛烈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外，并先后炸毁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在上海各界民众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尽管装备火力远不及日军，参战中国军队依然奋勇抵抗，寸土不让。双方的战斗十分激烈，阵地犬牙交错。在这一连串的进攻中，日本海军的M-25装甲车不时露面，并一度发明了以炮兵尾随装甲车发动攻击的战术。但是，由于其装甲薄、火力弱，也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沉重打击。例如，2月9日，在江湾路一带的战斗中，日军就连失1号和9号两辆装甲车。加上前后作战的损失，到2月中旬，日军十辆M-25装甲车中，能出动的仅剩三辆。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阶段的作战开始后，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再也没有在前线出现。
对此，中方史料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然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十九路军的抗战，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方面的退让政策存在矛盾，因此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是直属于装甲列车部队，可能被调走。从后来北平号出现在济南判断，也许此时它奉命沿津浦线向北方撤退了。第二，日军加贺、凤翔两航空母舰的投入，大大增强了上海日军的空中力量。装甲列车笨重而且依赖铁道线，飞机正是它的天敌。在这种情况下，装甲列车部队继续留在前线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尽管中国装甲列车部队在淞沪前线作战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暴露了其必须依托铁路线造成的机动性问题，但它们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
不过，目前我们翻译过来的日军资料中，对在上海使用的M-25战车后来的命运都语焉不详，只能从中知道参加过上海之战的日军M-25型装甲车此后全部销声匿迹，后来日军使用的同型车辆或是新订购的，或是仿造的。
从前面战斗的情况看，参战的这批日军战车虽然损失很大，但应该还有残余车辆，它们跑到哪儿去了呢？
七
日军幸存的M-25装甲车到哪里去了呢？在《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相关的材料——它们很可能全部毁于2月21日十九路军的夜袭之战。
这次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战车队的了结恩怨之战，应该是78师156旅发动的一次战术奇袭。在《淞沪御侮记》中对其曾记载，称“晚7时，我军发炮击敌陆军司令部（在北四路横滨桥日本小学校内），连中四弹，登时火起，烧延两时余，闻其卫兵炸毙者，二十余人云”。
这里的“北四路”，似应为“北四川路”。
这段记载平淡无奇，一直也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如果对照日方的纪录，就会发现，中方其实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战果。此战发生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十九路军和第5军实际上处于边打边退的状况，此战堪称当时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一抹难得的亮色。
《海军陆战队上海奋战记》中，对此战有详细的记录。按照此书记载，日本小学并非日军“陆军司令部”，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的大队部。当时担任第3大队副官的特务中尉吉村贤二是这样描述此战的：21日晚7点左右，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队部士官室立即被火光照亮了。我只感到全身剧震，房顶上的瓦片像下雨一样滑落下来。这时我才看到窗户上的插销已经被震开，覆盖在窗子上用于遮光的毛毯被气浪冲飞到一边。
与此同时，整个大队部的电灯全部熄灭，显然是照明电路被炸坏了。几乎用不着思想，我冲出门外，在院子里大呼卫兵前来集合救火。两个班的卫兵匆忙从警卫室跑出来，刚刚出门，警卫室又被一弹命中，地动山摇！此时最后一个士兵刚刚走出走廊，真是幸运的很啊。
附近的麦拿里也中弹起火，由此来看，敌军可能是从商务印书馆西侧打来的炮弹。从廊下望出去，北四川路一带已经到处是红莲一样的火焰。敌军还在开炮，危险随时都在。
各层都在呼叫水源。三层以下的卫兵开始救火，但是接连数发炮弹在院子里爆炸，使他们不得不中止工作。在炮弹的爆炸声中，院子里的战车起火了……两台战车和一台牵引车如同穿上了一层大红的外衣熊熊燃烧。
一面继续组织人员灭火，一面紧急联系前线反击。但宝兴路方面的部队报告他们也遭到集中火力的射击，自顾不暇，敌军似乎要发动反攻！不断接到各个阵地遭到猛烈射击正在迎战的报告。同时，受伤的人员不断被抬着从我的身边闪过……他们大多数都是炮弹的破片伤。
“9点10分，大队部再次中弹，引发大爆炸。‘四层火灾，四层火灾！’有人在大声喊叫。中弹的房间恰好堆放了大量的桌椅，大火顿时腾起……由于电话线和电源都被切断，只能靠人力传达命令。传令兵在敌军炮弹的炸点间纵跃前进。高桥大队长养伤期间代理指挥的大田中队长也负伤了。”
吉村因为及时组织救火，以“机敏而勇敢地行动”获得表彰。
另一名在场的长田机械曹长则回忆此时情景：“第一弹后来判断应该是敌军的15厘米迫击炮弹，炮弹爆炸的同时，石井二等兵正在炸点上执勤，当即壮烈战死。这发炮弹击穿校长室改造的大队长室，在墙壁上打开一个三四尺直径的大窟窿。此后，运动场中弹三发，理科实验室（三楼）中弹一发，贯穿房顶，打入楼下的教研室爆炸。标本室中弹一发，另一发敌弹击中神社的房顶，剧烈的爆炸把整个屋顶都撕开了，里外一目了然，仿佛供奉的大神在拜月一般。”
与此同时，在第3大队大队部隔壁的宪兵队也遭到猛烈打击，这里的便衣队搜查总部被炮弹击中，宪兵队西侧空场上的一辆M-25装甲车不偏不倚正被一颗迫击炮弹凌空命中，当即被炸成一团烈火，迸飞的金属碎块竟然将站在附近的出云舰轮机军曹中条长次郎撕成碎片，当即毙命——都撕成碎片了，要还不死那才奇怪呢。
从数字来看，第3大队大队部两辆装甲车被毁，宪兵队一辆，日军三辆幸存下来的M-25装甲车在此战中无一幸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反攻受到了十九路军便衣队的密切配合。十九路军便衣队在淞沪抗战中神出鬼没，让日军极为头疼。
其实，由于日军不断增兵，十九路军部队不断从闸北向真如、江湾等地调动，在这条战线上的日军比中国军队兵力远为雄厚，十九路军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次袭击明显带有打了就跑的痕迹。只不过中方情报很是准确，因此不多的炮弹就给日军后方的指挥机关造成了重大损失。倒是日军不明所以，忙乱了整整一夜。
不过，令日军困惑的是，按照此前战斗的情况判断，在装甲列车离开前线以后，十九路军仅有的80毫米迫击炮不应该有这样的打击力和攻击距离，日军判断中国军队使用了150毫米迫击炮，但十九路军并无这种装备。不管怎样，1937年侵华战争打响的时候，日军排列的中国军队三大王牌武器，150毫米迫击炮排名其中（另外两种是捷克式轻机枪和德国37毫米反战车炮）。
原来，这次奇袭使用的火炮，确实并非十九路军所有。
一二八战事打响之后，尽管蒋介石并不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的全面开战，但由于舆论的影响与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他也不得不派出部队增援十九路军。这支增援部队，就是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下辖87、88两个国民政府的警卫师，是中国当时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他们携带的装备中就有巷战中威力极大的150毫米迫击炮。
按理说，十九路军属于粤军，第5军属于蒋介石嫡系，两派之间矛盾很深。但是，碰上打鬼子的事儿，多深的矛盾也不重要了。2月14日，87师宋希濂旅长到达翁旅阵地，亲眼看到十九路军依靠简陋的装备奋勇与敌作战，十分感慨，因此主动提出借炮给十九路军，加强对日军的打击火力。翁照垣对此十分高兴，顺势向宋借机枪数挺，随即以这批装备发动了对日军的奇袭。战斗结束之后，翁曾亲自到宋部致谢，可见对这种大口径迫击炮的满意。
因此，根据日方资料的描述，这批M-25装甲车在上海基本全军覆没了，战后没有它们的进一步消息毫不奇怪。
一二八抗战，尽管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但十九路军为首的中国军队，依托上海的独特地形，顽强抵抗，日军苦战两个月依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证明了中国军队并非不堪一击。此举对增强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在淞沪战场，装甲列车、150毫米迫击炮等少量重型武器，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想九一八事变，白白丢给日军的装备就包括两百架飞机、数十辆坦克、十万支步枪，假如东北军能够坚决抵抗，将这些武器用在和日军作战上面，那东北三省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
抛开民族感情，这场战争中，中日两国机械化部队的轮番登场，可称是亚洲装甲部队在如此大规模的战场上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其经验教训，对此后的亚洲战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日军正是在此战之后开始大规模建立其装甲部队，而中国装甲部队的建设也开始从注重装甲列车转向更为灵活的履带式战车，开始跟上世界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影响是不可被忘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