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次的咨询中，我与吴迪主要讨论的是他在与妻子相处关系中的位置，其用意不仅在此，更重要的是引导吴迪去思考自己在以往事件和关系中的责任，重新审视自己。
客观地说，对吴迪而言仅仅将某个事件由外归因转化为内归因，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那将使其因遭受挫折所产生的指向外界的愤怒转为指向内部的过度自责、内疚，同样是痛苦的，也是不正确的。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每当吴迪想到自己的责任，他就会过分地否定自己，夸大自己的失误。比如他会想“我没有判断力”、“我没有控制力”等。这往往是一些前来咨询人员容易出现的状况：二者或者同时存在，或者交替出现。因此，在接下来的咨询中，应该重点帮助吴迪深化自我认识，客观地看待自己，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
我提醒吴迪思考以下内容：
在结婚的前后，吴迪的自我概念为什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结婚前，他认为自己是精英，能控制一切，他无意识中夸大了自己的能力，这和他以往的成功经历，尤其是当时成名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关系。结婚后不久，他在婚姻关系中受挫，一步步地进入自我否定、自我评价低的状态。在外人看来，结婚前后的吴迪，在能力上并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但是吴迪为什么对自己的评价忽高忽低呢？
原因就出在吴迪的自我概念上。
我曾在咨询中请吴迪列举一下两任妻子在性格和能力上有哪些不同。
吴迪在认真回忆的基础上说：“我在美国的前妻是一个性格比较独立的人，能力很强。我们也有争吵，但很快就会过去，她也不记在心里。尤其是在我学习和创业过程中，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现在的妻子我说不太清楚，多数时候都是依顺我，照顾我，但在有的方面她的性格又比较倔强，发生争吵后，好长时间不能缓和。在我的事业中对我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我接着他的话说：“也就是说，她们两人在性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了？”
他回答道：“可以这么说。”
我对他说：“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我们绝大多数人寻找相伴终生的配偶，往往有一个比较恒定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幅度不大。而你所选择的两任妻子，她们在性格和能力方面相差甚远，你是否想过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吴迪回答说他以前没有认真想过。
我把自己的观点谈了出来。
“我们可以尝试着从意识深层分析你的选择妻子的动机，或许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如何变化的。
“你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由于特定的环境和情感状态，遇到了一个可以共患难的妻子。她性格虽然倔强，有时也和你争吵、发生矛盾，但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些不会构成阻碍，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从她性格中所获得的积极因素和心理支持，已经抵消了那些矛盾造成的负性作用——她独立自强的、顽强的生存能力可以帮助你们双方在异国站稳脚跟，当然也包括双方有事业和生活上的共同追求以及经济上的需要。
“而在中国的婚姻恰巧在你刚刚成名之后。这时候的你，已经不是当初在异国他乡、经济拮据、必须依靠有另一双臂膀的相互搀扶才能站稳脚的状况了。你拥有了许多初到美国时所没有的东西：金钱和来自外界的光环及荣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和路雪走到了一起。路雪的顺从让你感受了以往没有体验过的心理满足；朋友们也很羡慕你有这样一位温柔、乖巧的女朋友。可是你并没有在心里全面接纳这个人，你所欣赏和接纳的是那些自己膨胀的虚荣心的满足。另外，生理上的需求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强大的驱动力，很大程度上你对路雪的需求还有停留在浅层面的性的渴求。这个内容可以从你最近所做的梦反映出来……”
说到这里吴迪插话说：“我的梦怎么反应了呢？”
我说：“你在第一次咨询时告诉我，在你和妻子发生情感危机后，有一次梦到在山路上骑自行车，车链子突然断了，自己从车上跌倒在一滩烂泥里。按照本体心理学关于释梦的原理，在人的潜意识中自行车是代表性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车链子突然断了，意味着自行车无法行走，隐喻你的性本能突然受阻，而且你还摔倒在一片泥泞中。这在你的意识深层中表明，由于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本能愿望，就使你的婚姻陷入了瘫痪。由此也可以推断，当初你决定走进婚姻，性满足的成分所占比例很大，成为了结婚的主要动机。所以，当路雪在性方面不能满足你的时候，自然就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并将这痛苦不断地扩大到生活的多个领域……”
说到这里时，吴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但没有讲话。
我转换到原来的话题：“你两任妻子的性格如此不同，你却都可以接受，这有些不符合常理，所以按规律分析，也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是带有遮蔽性的，不过当初你没有充分觉察到罢了。”
至此我话锋一转：“我有一个假设，假如你与路雪的婚姻换成在美国时那次婚姻的情境，你对性生活不和谐的反应还会不会像现在如此强烈？”
他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才缓缓地说：“我没有这样想过。但我想……可能不一定会这样强烈。”
我说：“我也这样分析，这说明你对第二次婚姻的选择，反映出所谓成名后的浮躁心态。当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可以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这是人类的通病！一个人处在顺境时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低估风险，故而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带来失败。所以顺境之后往往是逆境，应了那句成语：福兮祸之所依……。反过来讲，如果处理得当，逆境也能够带给人以清醒及内省，提升自我认识，学会从辩证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变成好事。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吴迪没有马上回答，他又将头转向一侧，看着窗外摇曳的树枝。半分钟后他说：“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没想过，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才能得出结论。”
我应答说：“完全同意，这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种体现，消化后才能接受！”
……
客观说，导致吴迪目前抑郁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我评价低，并且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造成恶性循环。这次咨询，使他看到了自我概念随外界环境变化的属性，了解了形成不同阶段自我概念变化的主观因素，发现客观上的自我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的是评价自己的标准和此时此地的心境。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主我”（自我评价的主体）与“客我”（自我评价的客体）的关系。
解决吴迪重新审视自己的另一个要素是两种文化背景的协调。
一些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突然改变环境会导致一种现象叫“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在1958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人长期适应于自己母国文化，突然来到一个不熟悉的文化当中时所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这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复杂的个人体验，是一个学习过程。因为任何一次重大的文化转换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与焦虑，但这种压力与焦虑却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适应性后果。适应这种现象不仅需要具有个人的自尊与真诚，而且还需要保持健康的自我意象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良好愿望。
吴迪虽然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长大，但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阶段来到美国，而且学习生活了15年，已经完全适应了西方的文化氛围。回到国内后，两种文化背景和理念的反差，很有可能会给他带来具有“文化休克”性质的不适应状况，尽管对他而言还不是典型的“文化休克”。不能否认，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强调协调、平和，以不变应万变；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的，强调科学的进取及民主法治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变化。中国文化强调群体与家庭的利益，是一种社群主义取向的文化，而美国文化则注重个人的权力与隐私，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在两种文化背景的交互作用下，短期内吴迪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这对他的认知也造成了影响。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吴迪，你认为自己更像中国人呢？还是美国人？”
吴迪愣了一下，笑了：“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像中国人呢？不少人都这么说过。比起我儿子来，我可正宗多了！”
我也笑了：“我没有说你不像中国人啊！请你分析一下，你哪些地方像中国人，哪些地方像美国人，好吗？”
吴迪边想边说：“哪些地方像中国人？我勤奋，能吃苦，孝敬长辈，这些地方属于中国人的特点。我哪些地方像美国人呢？我真诚，友善，公正，直率，不拐弯抹角。我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奋斗，敢闯敢拼。对了，我还信基督教。”
“刚才你对自己像美国人的地方描述得更多、更具体，说明什么？”
吴迪若有所思地看着墙：“我以前没想过，回国后我一直有一些隐隐的感觉，我认为我喜欢美国人做事的方式。”
“是否说明你认为自己更类似美国人？”
“我想是的。”
……
如果持有上述这个自我概念的吴迪永远生活在美国，冲突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融入西方文化背景中。但此时的他却在中国。这样在吴迪的个性层面上就显现出一个典型问题：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身份的矛盾。这是形成自我概念不稳定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费斯廷格（Fastener）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构成一个人的认知是多方面的，当各认知因素出现不一致时，这个人将产生“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给人造成心理压力，使人处于不愉快的紧张的状态。在吴迪身上同时存在中西两套价值标准，在某些问题上二者存在尖锐的矛盾，造成吴迪的认知失调。
在美国，他被认为是中国人，属于少数派，缺乏归属感；在中国，尽管受到礼遇，但是他与国人打交道却很别扭——包括与路雪以及她们家族打交道——因此他感到孤立。在美国时想回中国，到了中国又想回美国，陷入矛盾冲突之中。
矛盾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如何看待“孝”的问题。当美国的小家庭与中国的母亲之间无法兼顾时，吴迪选择了后者。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有血缘关系的至亲长辈要重于妻子和儿女。他的这一观念在美国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回国后，他与路雪迅速结婚的一个动力是为了让妈妈和外婆高兴，结婚之前并没有经过全面的考察和慎重的考虑。而婚后遇到挫折时，他在追求自我价值和尽“孝”之间徘徊，内心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
在美国打拼了15年，吴迪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多地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但是“孝”的问题是个例外——他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加传统。吴迪把母亲的晚年幸福看得比自己的幸福更重，甚至为此情愿牺牲自己的小家庭，不要说美国人难以理解，即使多数现代的中国人也是做不到的。
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小家庭的利益，儿子与母亲的关系更近于与妻子的关系。母子在心理上难以真正断乳，夫妻感情往往受到影响。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人们把孝敬老人作为占据核心地位的道德标准。中国的老年人也把得到子女的照料作为十分光荣和幸福的事情。他们恐怕不会想象到，美国的老年人会把被人照顾当作对自己能力的贬低！一般情况下，当自己的小家庭与父母的大家庭发生利益冲突时，美国人会更偏向小家庭，而中国人会更偏向大家庭。
文化因素对吴迪的影响是有限的，毕竟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不会如此走极端。吴迪重“孝”更有其独特的个人原因：吴迪与母亲深厚的感情。吴迪依恋、爱戴、感激母亲，认为母亲是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将母亲的地位摆在其他女性之上，不知不觉为自己的婚姻埋下隐患。吴迪似乎在通过顺从、依赖和无意中取代父亲来报答母亲的恩情。小学时他失火的错误，由于母亲的努力而没有酿成大祸，挽救了吴迪的命运，使吴迪对母亲感情中感恩的成分更加重。父亲去世时，吴迪正处在青春期，感到从此有义务承担家中男子汉的责任，有义务代替父亲照顾母亲。即使远隔重洋，一条亲情的纽带始终将母子两人连在一起，大的决策一定要征求母亲的意见。吴迪的两任妻子，都是在母亲同意的前提下才娶进门的。
文化冲突的第三个表现在性的问题上。
我问：“你为了让妈妈和外婆高兴，匆匆忙忙地和路雪结婚，这点像什么？”
他说：“像中国人！”
我说：“你结婚后，发现路雪在性方面不能满足你。如果你站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立场上，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吴迪愣了一下，试探地说：“我会继续保持这个婚姻，容忍她，等待她慢慢好起来。或者我改变自己性的态度和方式，尽量适应她。毕竟中国人没有把性看得那么重要，而且很爱面子，还有怕长辈知道了会担心。”
“那么你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感到痛苦，还想到离婚，这种处理方式类似哪国人呢？”
吴迪说：“像美国人的做法。是啊，我对性的态度和美国人一样。结婚前，路雪不同意和我试试性生活的时候，我其实很矛盾。我也隐隐地想到，不试一下怎么保证今后性生活和谐呢？如果性生活不和谐，我怎么可能幸福呢？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同学中同居的、试婚的很普遍。如果在美国，我不可能对她这点没把握就结婚的。她妈不让她结婚前亲近我，想想这是在中国，也就忍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接着说：“看来，你把性的满足作为婚姻的第一要素，这是你身上美国的价值观。”
“我这样想有错吗？”他有些质疑地问道。
“我们在心理咨询中不作道德判断，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评判你性态度的对错——只要你不违法，不伤害别人就行。我们心理学从业人员关心的是，你的性态度是否造成了你自己的内心冲突。”
婚姻的功能有三：性、经济和生育，性需求满足与否是婚姻幸福的重要指标。但是在中国的传统中，性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不能讨论的，只能做不能说的，猥琐的，甚至是肮脏的。一个人的性需求如果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他/她难以向他人启齿和求助。如果因为经济或孩子或暴力或懦弱等原因不能离婚，这个人大概只有压抑自己性需求这一条路可走。
是否把性需求满足与否作为婚姻幸福的重要指标，与是否允许婚前性行为存在密切的关系。婚前性行为在西方的价值标准中是被普遍接受的，而在中国传统的、主流的价值标准中是不被接受的。在美国，同事间可以把性作为闲聊的话题；在中国，可以讨论此话题的人只能是最亲密的一两个人，甚至连一个合适的人都找不到。一个美国新郎发现他的妻子是个处女，会被吓坏的，他会怀疑妻子是不是生理或心理上有什么问题。一个中国新郎发现他的妻子是个处女，会很高兴。在边远的地区，倘若妻子不是处女，新郎还要闹离婚呢！
美国的中学会给学生们讲怎样进行安全的性行为，以防止传染性病或造成怀孕，并给男女学生发放避孕工具。中国的中学，男女生之间若产生好感，经常来往，就可能被家长和老师当作“早恋”，极力拆散。还有一些如路雪一样的教师本人还往往谈性色变，对性知识一知半解，更没有办法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我给吴迪留了几项作业：
第一，逐一找出自己身上中西文化冲突的地方。
第二，思考你在婚姻中到底需要什么；你前面婚姻中的行为哪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哪些是为了去迁就别人。
第三，今后如何减少和避免两种文化冲突给自己造成痛苦。
最后我告诉他，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择哪一方，关键在于不能让自己在理念上和行为中出现不一致的冲突。
